>>> 2001年第3期
十年一剑
作者：夏晓虹
《饮冰室合集》的编辑原则,在《例言》中已有说明:“本编以编年为主,搜集已印未印诸作,分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这在印成之书上,便区分为“文集”16册与“专集”24册。
依照梁启超生前的想法,其文集编纂当经删汰。林志钧曾记梁氏病中言:“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虽然,林氏为“诠次斯集,每欲有所商榷是正,独不能起任公于九原而问之”(《<饮冰室合集>序》)感慨神伤,但梁启超有关编集的说法实已流传于知交、学生间。弟子吴其昌录其晚年言谈,便有记载:“吾笑俞荫甫(樾)《曲园全集》体例之杂,乃下至楹联,灯谜,牙牌,酒令……都吝不肯芟。吾他日之集,毋乃类此。”因此以为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楹联以下尽删不录”(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正是尊重梁氏遗意。
不过,作者自定本与逝后的全集本,原有各自的着眼点与读者群。前者不妨以“精要”为准则,后者则理应以“求全”为鹄的。林志钧先生当年受托编辑《合集》,定位实在两者之间:虽有所取舍——如《例言》说明,残稿中凡“确认为未定稿或已废弃之作”不入集;又,早年在日本发表的时事评论多舍弃——但大旨仍力求将任公先生的重要作品尽皆纳入。只是由于梁启超的写作速度惊人、数量庞大,而林先生限于时间、精力与条件,辑录时,主要依据由梁侄廷灿编辑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与手稿,再配以晚年学生们笔记的讲义,因此,即使以其自期衡量,也有不少遗漏。这就为我编《集外文》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极而言之,从梁启超病殁到《饮冰室合集》问世,其间经历了七年。而我编这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断断续续倒做了近十年,正合了古语所谓“十年磨一剑”。
大概是1992年吧,清华大学中文系主持出版的“清华文丛”第一种《吴宓与陈寅恪》问世,引起读书界关注。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先生有意趁热打铁,借助编辑“文丛”,继承与光大由原清华国学院开创的治学传统。而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中,如陈寅恪的诗集,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讲义,赵元任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论文选,均已有着落,惟独年纪最长的梁启超落了单。依我浅见,以梁氏之声望、著述,“清华文丛”中本应为其留有一席之地。将此意说与徐先生听,等于“引火烧身”,这任务最后便落实在建议者头上。
梁氏著作等身,卷帙浩繁的《饮冰室合集》容易给人留下一网打尽的印象。可我自1982年做研究生以来,接触梁著多年,深知集外之文所在多有。于是想象,编一本几十万字的佚文集并非难事,数月可成。而一旦着手,却发现这其实是个浩大的工程,且诱人愈陷愈深。迨至辑佚数量已达到约莫四十万字,便只好与“清华文丛”脱离关系。因为那套书的设计,每本只在十几二十万字的篇幅,并没有上下册的编制。
于是,我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编辑方案。按照梁启超之友徐佛苏的推算,梁氏“生平之文字合‘著’与‘述’两项言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盖每月平均以三万字计,每年平均以卅六万字计,而四十年可得‘千四百万字’之和数也”(《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注》)。我无法精确统计《饮冰室合集》的字数,但以一千四百万相减,余数也必定极为可观。以一人之力,欲遍录集外之文,自知非穷年皓首不能完工。我虽为梁启超其人其文的魅力所吸引,却是人到中年,尚有个人的研究计划,不欲将全部精力投入此中。退而求其次,便想出划地自限一法,只收辑梁氏生前已发表之作,亦即曾经影响于社会的文字,这起码有利于较全面地展示作为“公众人物”的梁启超形象。
以我的性格,凡事既已开头,便求完备。在尽先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现易名为“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之余,凡有机会远赴国外,搜辑梁启超遗作也必定成为首务。而国外借阅与复制的便利,确令我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1993年12月至1994年7月,访学日本,于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查找了《新民丛报》、《学报》、《政论》上诸文。1997年3月至7月,辗转于哥伦比亚、哈佛等美国著名学府,也集中查阅了《知新报》、《晨报》、《大公报》、《清华周刊》,并找到了《西学书目表》的初版本,以及闻名而未识面的商务印书馆函授教材《读书法讲义》。1998年5月到7月在德国讲学,又利用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购买的《政府公报》,补上了梁启超于民国年间两任总长时期签署的公文。这些大批量的复印,奠定了这部《集外文》的主体。
近年国内近代报刊影印本的面世,确为搜寻遗篇提供了方便。诸如《时务报》、《清议报》、《大公报》、《晨报》,均为我最先采用。不过,若论辑佚,不易保存的报纸显然更值得重视,我于此中屡有发现。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近现代报章,除上列数种外,《国民公报》与《时事新报》无疑价值最高。但两报既无影印本,缩微胶卷亦不完全,只好对照北大的原件与北图的缩微,倒也收获颇丰。在原先不被看好的首都图书馆,我也有意外发现,《读西学书法》的初刊本便是在此间觅得。
除自己所到之处用心查找外,我也曾向各方求助,扰人多多。已经过世的原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饶鸿兢先生,即为我邮寄来《<论语><公羊>相通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友人汤立峰,也曾代我借书及复印文章。不仅麻烦国内的朋友和学生,如孟华、袁进、陈子善、杜玲玲等,甚至为得到在哈佛时有目无书的《居易集》中梁启超致经元善书,我也率尔远托美国维斯联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如此被我烦扰的尚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现任教于神户大学的滨田麻矢等多位。特别是为寻觅《和文汉读法》的最早刊本,我接连惊动了京都大学的平田昌司教授以及该校出身的斋藤希史先生。更令我感动的是,大阪经济大学的樽本照雄先生受我面托,不但写信向日本国会图书馆查询此书,而且在网上刊登寻书启事。虽然这些努力终于落空,到手的只是翻印增补本,但在求索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可贵的友情。直到本书初校样出来后,华南师范大学素未谋面的左鹏军先生,也由中山大学吴承学兄代为请托,寄来《<动忍庐诗存>序》,为充满温馨记忆的编辑手记补上了最后一笔。
如此兴师动众,“上穷碧落下黄泉”,结果也不能说完满无缺。上述初版本《和文汉读法》之隐身不现,便是一大憾事。杨殿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与谢巍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均有著录且为编者亲见的《厉樊榭先生年谱》一卷,我也未能访到,一辨究竟(我颇疑心此作的真伪)。遗漏的散篇文章,当然更不止一二。最令我扼腕的是《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已提及的梁应考乡试所作一文一诗,并具体指明载于光绪己丑《广东闱墨》某册某页,而我终于无缘得见。另有收入《经艺奇观》的梁氏早年所撰八股文四篇,虽然《梁启超研究》已转录,但我的编辑方针是,尽可能利用原刊。经过多方努力,未能如愿,此四文于是不得已而割爱。个人的感觉是,辑佚如秋日之扫落叶,难以穷尽。如此表白,并非想为此编的未能尽如人意寻找借口,不过是出于将此事做一了断的考虑——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总不是好办法。将已收集到的大体成型的梁启超遗篇尽早提供给研究者使用,对于学界或许更有益。
辑录的过程中,李国俊先生编著的《梁启超著述系年》为我案头必备之书,时时参考。对于肯花功夫做资料编集工作的研究者,我总是怀着特别的敬意。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