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7期

应当肯定《中国学术腐败批判》

作者：张献忠

　　作为责任编辑,对于围绕《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我理应和大家一起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我认为,虽然《批判》一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某些缺点也有我本人的原因,后面我将具体说明),但从总体上我们应当肯定。毕竟该书对近些年来学界的大案要案作了较为系统的清理。在此以前,虽然杨玉圣、葛剑雄、曹树基、伍铁平等学界诸先生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学术打假,并高举学术打假的大旗,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学术队伍,他们的力量确实显得极为单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通过一篇篇的学术批评文章分散战斗,从来没有学者(或许他们就没有这个勇气)为此写一本书(一般说,相对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或报纸的学术打假文章,书的受众面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就对学术界的腐败之风深有感触,进而深恶痛绝,成为编辑后,更想能对学术事业作点什么(在出版业市场化的今天其实很难),于是就想到了关于中国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选题,并极力向领导论证该选题有一定的市场潜力,终于在选题论证会上通过。但此后找作者却让我犯了难,先后在南开和北京联系过五位学者(其中两位研究生),他们或对此不感兴趣,或是觉得得罪人。后来,我想到了长期从事学术打假的杨玉圣先生,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作者,于是满怀信心地拨通了杨先生的电话,当时杨先生很忙,而且也坦言自己有许多不便之处,杨先生还向我推荐了杨守建先生,说实话,当时我对杨守建有些顾虑——一个本科生能行吗?但后来我请杨守建写了二三万字的样稿,又看了他发在《学术界》2000年第5、6期上的《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一文,感觉还可以,于是最后定下作者。杨守建交稿后,我虽然觉得离我们所想象的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感觉尚可,至少他是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将学术腐败分子的丑行展现于更多的世人,他对学术腐败分子可以说毫不留情,以至于我们领导看了后担心会招来麻烦,建议我将所有的学术腐败分子的真实姓名隐去。对于这一建议,我没有完全同意,而是向领导做了解释。杨守建对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论述虽然基本上是对前人观点的总结,稍显肤浅,对于学界中人说或许无太大新意,但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却很有价值。对一本书的评论,我觉得不能脱离了当前的社会环境,具体到《批判》一书来说,其环境就是学界无人愿写一本得罪人的书,对学术腐败分子来说,不仅没有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而且他们中的好多人依然逍遥于学术界,大多数人不仅不了解他们的丑闻,还对他们敬而仰之。在这种情况下,杨守建的书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却显得及时而必要。对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善意地提出,我想这样无论对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是一件好事,对学术打假事业更是功莫大焉。试问,今日哪位学者能站出来写一本学术打假的书?
　　上面这些话,并没有为杨守建书中存在的问题做辩护之意,而且某些缺点我也难逃其责。例如著的问题,我有至少一半的责任。审读完该书稿后,我也觉得该书不能算是“著”,算编著更合适些,并向老编辑提出了这一问题,老编辑又问了我其中的内容,认为可以算作著,于是我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此乃我之错。另外,现在看来该书注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作者有意要否认前人的成果,而是作者第一次写书,对此认识不够,甚至不是太懂,这从作者的原稿中可以看出,原稿中作者的注释几乎都缺少书的出版年代和出版社,有些我查阅有关书补正,有些反馈给杨守建先生让其追加。我认为,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提出善意的批评以使作者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作者也应当虚心接受,这对我做编辑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和启示。
　　对于周祥森先生的批评,我表示感谢,但有些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在电话中我也对周先生初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现再次提出以向周先生和诸位学者请教或供讨论。
　　首先,我丝毫不否认我的书评有广告化的倾向(这是一个编辑应当具有的能力,编了书就应为其做充分的宣传,以扩大受众面,但绝不可从主观上歪曲书的内容,甚至如周先生所说“目肿谓肥,指癣为鳞”)。但是,我认为我的书评除未指出该书的注释不全外(当时还未发现这一问题)基本上还算客观,理由如下:
　　周先生认为我所说的《批判》对近几年来学术腐败的大案要案一一进行了揭露,将腐败分子的丑恶行径展现于世人,是通过“乾坤大挪移”,将“辞书学界徐庆凯先生等对王同亿事件的揭露(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版);语言学界伍铁平先生等对徐德江、申小龙的无情揭露(见伍铁平著《语言与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版);历史学界张伟然、蓝勇先生等对陈国生的揭露(见《学术界》2000年第3期);钱乘旦先生等对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的批评(见《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4期);杨玉圣先生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抨击及其学术批评(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版);哲学界孙周兴先生对张汝伦抄袭问题的公开批评(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法学界段晓英先生等对潘国和严重学风问题的批评(见《学术界》2000年第4期)”;等等,“通通记在了还在读大学的杨守建的名下”。我觉得说《批判》揭露不为过,因为,对于这些学术腐败案例,除了学术界某一专业的小圈子人知道外,其他人知道者不多,大学研究生知道者就更少了,本科生更是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杨守建的调查很客观,我也在南开和北京的学生中作过调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玉圣、葛剑雄、伍铁平等先生的对学术腐败的揭露有很大局限性,而杨守建的《批判》一书将这些腐败案例作了系统的梳理,将其以书的形式再次展现于世人,无疑是扩大了受众面,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学者揭露的局限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说杨守建揭露了……决不为过,这也是我斗胆敢用这个词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也想到了学术作品的大众化问题(这是一个很大课题,我没有能力进行阐述,愿诸位能赐教,对此展开充分讨论)。
　　周先生认为我的评论会让人误认为杨玉圣、葛剑雄，伍铁平等先生对学术腐败所做的揭露是杨守建所为，如果仅仅从书评本身看，或许会这样，但仔细分析，我觉得这种误解会消除，因为，只要林体翻一下该书，不知情者就能明白，这些腐败案例原来早已被揭露，吾辈竟然不知，幸好杨守建再一次予以披露，使吾辈知学术界之真相，知学界的剽客，骗子子和强盗，我不仅没有抹杀扬玉圣等诸位学只是打假英雄的功劳，而是在文章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诸位尊敬的学长。但是他们确寮很孤独，这是学界的悲哀。
　　对于称该书最大胆，公开，全面“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封面上的广告词皆作者所为，我略做改动）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将这么多的学术腐败分子的真实姓名再次以书的形式系统展现于蓼，这不处是大胆，公开和全（说句老实话，我作为责编都害怕某一天哪个腐败分子会因这本书气急败坏，给我一刀）虽然以杨玉圣等先生为代表的学术打假英雄一直在进行着学术打假事来，但我觉得学术打假的号角并未吹响，至少好多人（包括学者）还没有意识到学术打假的严重性，或是装作听不见杨先生的号角。不必企求学术打假的号角响彻云霄，如果能响遍学术界的话，也不至于这么多腐败分子仍混迹于学术界。因此我们期待《批判》一书能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这难道有错吗？其实我确实得杨过度建的这一声号角比学者吹得要响亮。
　　由周祥森先生对我的书评认识上的误曲，我再次想到了学术打假不能深入的原因：没有将最广大的学术后备军——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充分动员起来。学者不能和读者真正的沟通，而是仅仅固守在自己的自留地上（极小的专业圈子内）将自己的文章（当然也包括书评）或是作为自留地上的产品（学术成果），或是作为孤芳不能深入，学术规荡也不会真正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