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7期
读《中午的黑暗》有感
作者：黎 鸣
《中午的黑暗》一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但反映的历史却是真实的。三十年代的前苏联执政党内的大规模清洗运动中,大批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揭露为叛徒、奸细、间谍,他们遭到逮捕、开除,最后被处决。这令局外人不可理解。但更不可理解的是,这样一批曾经英名一时、风光一时的老布尔什维克竟在公开的法庭上成了一个个任人揉捏、任人诬蔑的毫无自尊感的熊蛋,甚至在外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相信的荒诞不经的“罪名”,他们居然也都承认了,而且还痛加自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此书作者是英藉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员,参加过第三国际的活动。1938年,他退出共产党,后又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独裁统治并被俘入狱。再后来,他去了英国,成了一位作家,写作和出版了此书。
(二)
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斯大林掌权时代的苏联,不下于2000万人,甚至2500万人遭到了非正常性的死亡。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对被占领地区的波兰人、波罗的海地区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杀害和流放,等等。
从1934年以来,清洗自身队伍即成了斯大林用来追求和巩固个人至高无上权力的重要工具。这一年党的代表会曾对斯大林以野蛮手段对待农民表示了疑虑,基洛夫尤其成了斯大林的眼中钉。以后不久,基洛夫即被人暗杀。1936年,报复性的恐怖活动公开爆发。政治迫害的矛头直接指向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创建者,如著名的季洛维耶夫、加米涅夫等等,他们被指控与逃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共谋建立“恐怖中心”,并计划对党采取恐怖暗杀活动;他们被加上谋害基洛夫的罪名。在宣判死刑之后,第一批受害者即被立即枪决。1937年,第二批被害者更包括了列宁时代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布哈林、李可夫等。他们被指控与外国情报机关合作,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照样被枪决。此外,又秘密处决了许多卫国战争期间立有巨大功勋的苏军将领,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苏军严重缺乏合格的军事指挥人员。1938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提出了最奇特的控告:怠工、间谍、阴谋分裂苏联国家和暗杀所有的领袖人物。在听审的公众面前,有些被告驳斥了检查官,但在被处决之前,几乎所有的被告都承认了他们的罪过。人们今天已经知道,一切口供几乎都是通过酷刑得来的,一切控告也几乎都是无中生有。
大审判只是涉及被害者中的较著名的极少数,更多的人是在无声无息中死去。恐怖和死亡首先袭击的是共产党内部,而且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参加党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最了解实情,也最具有独立思想,因此,他们也最令斯大林及其同伙感到不安,感到危险。除此之外,也包括十月革命前留下来的大量文化界著名人物,数千名工程师、科学家、工业管理人员、学者、艺术家失踪了,他们被枪杀或被送入劳动集中营受尽折磨,然后多数死在那里。在那个时代,对一切幸存者来说都只有一句忠告:服从,否则死亡。
前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其实录性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痛苦地问道:“在我们人民当中怎么会冒出这样一群狼一样的人呢?这一群狼人是从我们祖先,从我们的血统里产生出来的吗?”然而作家的回答更令人痛苦:“是的,他们是从我们的血统里来的!”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或许能让人稍稍感受到一点点道义上的安慰,但这个报告羞羞答答、掩掩藏藏的行文方式与美国女参议员史密斯在五十年代初当时即与麦卡锡针锋相对的《良心宣言》比较起来,却是显得多么地缺乏正义的力量,而且它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已经死亡的大量冤魂来说也显然来得太迟了。人们被污损的“名誉”固然可以“平反”,但人们已经死去的生命却不可能再生。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
中央委员会保存有对斯大林对待党的许多干部专横态度和手段的资料。现在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监督之下成立了党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在于调查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多数镇压的经过。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共选出了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83名被逮捕、枪毙(大部分是在1937—1938年期间)。
第十七次党代会的组织情况如何?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当中80%是革命前或者内战时期入党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1936年以前入党的。以出身而言,大会代表大部分是工人(占拥有表决权的代表的60%)。
不仅中央委员会如此,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大多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中有1108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人被以因反革命而定罪遭到逮捕。
事实证明:这些行动表明了党的一切准则和苏维埃法制秩序都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胡作非为,斯大林怀有病态猜疑,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是了解这一点的。斯大林有时对人说:“为什么你今天总是鬼鬼祟祟的?”或者“为什么你今天总是眼下斜而不敢坦然正视我?”因为怀有病态猜疑心,斯大林即使对那些了解多年的党的优秀活动家也不信任,在他看来,简直到处都是“敌人、叛徒、间谍”。
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是飞扬跋扈的。他使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形势发展到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赫鲁晓夫把一切罪责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这显然不妥,也根本与历史事实不符。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得好,历史上真正可悲的不是少数坏人做了恶事,而是大多数好人对这些恶事保持沉默,甚至逆来顺受。正是这种情况才可能产生仅仅少数一群坏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害数量上十倍、百倍、千倍,甚至万倍于他们的好人。
(三)
小说再现了人性中的非人性——机械的物性甚至超兽性。
在美国和苏联的历史中,都曾出现过的那种冷酷的政治机器以及它们运作情况的构想,在奥威尔于1948年出版的政治幻想小说《1984》中曾作过相当精彩的概括性的描写。对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来说,他可以是某种预见,但对于斯大林主义来说,他便只能说是旧闻了,甚至还可以说其真实性是不太够格的旧闻,因为作者尚缺乏把人类想象得那么坏的能力。如果作者奥威尔有可能早知道1937—1938年苏联的内幕消息的话,或许他的《1984》会写得更深刻,并更具有对人类的刺痛的警醒作用。这个补充《1984》的工作后来由赫鲁晓夫和索尔仁尼琴从不同的角度前者从政治角度,后者从文学角度完成了。
实际上,早在1941出版的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比1948年出版的《1984》更充分地揭示过这一点,可惜的是,好心的人们仅仅把它看作是一部反共的偏激之作,而根本不敢相信,书中所描述的竟是完全真实的透露。
库斯勒在他的作品《中午的黑暗》中,上述矛盾亦展现得更尖锐,更撩人。从小说征引的题头语中也可以看到,作者自身的苦思并没有获得最后的解答,他不能不求助于历史上的思想者或者革命者。他首先征引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恶名昭著的政治权术家马基雅维利(1469一1527)的名言:“凡是建立了独裁政权而不杀布鲁图者,或者建立了共和政权而不杀布鲁图之子者,都只能统治很短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是主张统治者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只要达到统治的效果就行。他的关于政治权威的著名公式是狮子加狐狸,而狮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被征引的圣·约斯特(1767—1794),不到27岁就陪同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登上了断头台,他是后者的主要助手。他说过:“无人能毫无内疚地进行统治。”换言之,即使是圣人,如果他一旦成了统治者,他有时也会变成背信弃义的小人的。
被征引的凡尔登主教冯·尼海姆(1411)说得就更露骨了:“在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约束。为了统治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以使用,甚至包括诡诈、背信、暴力、贿买、监狱和死亡。因为一切秩序都是为了群体,个人必须为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
革命只要有了崇高的目的,就永远是合乎理性的、正确的,即使发生了卑劣的行为或无情的屠杀,也是无关宏旨。这些引语就已经暴露了作者本人的困惑,而这也是书中主人公鲁巴肖夫的困惑。
鲁巴肖夫是革命元勋,前苏共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只不过对党内某些不正常现象产生了怀疑便被捕入狱,经过了一系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竟然承认了种种凭空捏造出来的罪名,并最后被处决。
鲁巴肖夫是在做着被捕的噩梦中被催醒,然后真实地被捕的。被捕时既没有家人的哭叫声,也没有其他的喧嚣声,这里体现的是彻底的机械的物的游戏,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
在牢房里,鲁巴肖夫进行了反思和回忆,他思考的方式是彻底的唯物的理性的哲学逻辑。他困惑地回忆起了“党”和“历史”在他的心灵中的分量。
他记起他曾用教训的语气对一位国外的年轻的党的工作者理查德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你和我可能犯错误,但党不会”,“党是历史上革命思想的化身。历史不知有什么顾忌和犹豫。它永远地、不犯错误地流向前面的目标。每次转折都留下它夹带的污泥和淹死的人的尸体。……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任的人,是不配留在党的队伍的。”p34
由于理查德不同意他的意见,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了怀疑,鲁巴肖夫毫不犹豫地把理查德清除出了党组织。
他还回顾自己在内战时期,由他亲手杀死的人大约在七十到一百之间。
外国同志小洛埃历尽艰辛为党工作,却受到了党的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冷漠的对待。个人关心党,党却丝毫不关心个人。小洛埃抱怨说:“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有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这样来进行革命。”这也是对代表党中央的鲁巴肖夫的批评。
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组织某国码头工人起来抵制装卸运往某敌国的货物,可是却有五艘从共产国际中央的国度开来的货船装满了要运往敌国的军用物资。这种以革命的名义所干的反革命的勾当令工人们大为反感。码头工人指责鲁巴肖夫:“你们嘴上说什么团结、牺牲、纪律,但是你们的船队却在干破坏抵制的勾当。”小洛埃同意这种意见。三天后,码头支部几个领导人被开除出党,小洛埃被党报揭发为“奸细”,再过三天,小洛埃上吊自杀。作为领导人的鲁巴肖夫对革命的理解是,中央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革命只需要工具的理性,决不要道义的理性。他本人对人们的生命也是毫不关心。
鲁巴肖夫在狱中的日记写道:
……最终的真理在最终之前总是谎言。据说第一号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他永久同榻共眠。他理该如此;……我们是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实践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就是我们的伟大之处。……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必然的逻辑的原则。p76
我们比别人更加彻底地学习了历史。我们与别人不同在于我们的逻辑的一致性。……在历史上对于人类的前途,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在这么少的人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惩罚错误的思想,就像别人惩罚罪行一样:用死亡。p78
鲁巴肖夫的女秘书阿洛娃就曾是他的机械物工具,既是他的好用的机械工具,又是他的随时可用的性工具。“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的表情就像平时一样:‘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p91)这是标准的机械物的语言,像有情,却无情,真是彻底的唯物性质。“鲁巴肖夫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生活在她的丰满懒慵的肉体的气氛中。”人与机械一体不分。可是由于阿洛娃受哥哥被捕的牵连,被撤销职务并奉召回国,他却没有为她辩护一声。不久,阿洛娃被处决。
鲁巴肖夫的反思透视革命、透视党、透视历史、透视自己……但他用的方法却是彻底的唯物的哲学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我愿意付出代价”!
审讯总共进行了三次,前两次的审讯员是伊凡洛夫,他是鲁巴肖夫的老战友。审讯中,尽管伊凡洛夫自称不带怜悯心,然而,他不想用酷刑来对待老战友,他相信革命逻辑本身的力量。他要鲁巴肖夫用共同的逻辑促使自己屈服,自愿认罪。可是结果却不等审讯完毕,审讯员本人反而比鲁巴肖夫先被处决。
接替伊凡洛夫的审讯员格列金,是年轻的“新石器时代人”。他只相信从体质上对被审讯者进行折磨的物质性力量。他反倒满足了鲁巴肖夫自我表白“忠诚”的光荣感,并称党还要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痛痛快快地认罪,“你的任务是避免引起同情和怜悯。对反对派的同情和怜悯,是对国家有害的。”
格列金使鲁巴肖夫自愿地“付出了代价”,自愿地受辱,自愿地放弃了作人的自尊,最后是自愿地去死,死了之后还要戴上“反革命分子”、“祖国的叛徒”等凭空捏造的帽子。这种对人性的彻底的唯物性,真是让人难以阅读下去,更对鲁巴肖夫的“自愿”禁不住要感到恶心甚至呕吐。
《中午的黑暗》用艺术展示了人性中的非人性,彻底的机械物性,甚至超兽性。这里的黑暗并不是“第一号”一个人制造的,被害者们本人——鲁巴肖夫、伊凡洛夫们本人也同样积极地参与了制造,所以他们“愿意付出代价”。这个故事与中国古代判案故事中的“屈打成招”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本书中的故事还贯穿了一种哲学,一种严格地按照机械物性原则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使人不仅忘记自己是人,甚至忘记自己是动物,而只认定自己是可以任人摆布的物,简简单单机械的物。如书中阿洛娃对鲁巴肖夫所说:“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极而言之,甚至让“我”去死,不仅去死,而且死后还要戴上使人的尊严受到种种侮辱和蔑视的帽子:叛徒、奸细、间谍、反革命分子、小丑等等。正如本书最后一节所表明的:“我”只不过是“语法虚构”。
最后,我想再重复一篇马丁·路德·金的话:历史上真正可悲的不是少数坏人做了恶事,而是大多数好人对这些恶事保持沉默,甚至逆来顺受。我想再加上一句:当少数坏人还运用一种哲学把人彻底变成物时,这种悲剧就不仅是部分人的悲剧,而是人类的时代的悲剧。
(《中午的黑暗》,译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