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7期
推荐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作者：陈应年
上文是著名翻译家严复于1898年首次把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段译文,写的是罗马人初次来到英国时的情景。严复的译文虽是文言,却琅琅上口,颇吸引人。而他撰写的按语——关于国家民族危亡的振聋发聩的呐喊,竟然像沉重的警钟声在十九世纪末于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那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社会上的流行语。严复接着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即《国富论》、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斯宾塞《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法》、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和《穆勒名学》即《逻辑学》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第一次把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封建、落后的旧中国,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严复提出了“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激进思想。指出中国要改变经济落后、政治腐败而遭到列强欺侮的国家民族危机,必须痛下决心,维新改革,学习西方,才能走向富强。严复的翻译,一百多年来影响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受到国人的重视。
一
翻译活动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国翻译史始于汉末、三国时期约二世纪的佛经翻译。佛经的翻译首先是传来了佛教经典,同时也输入了佛教和印度文明包括部分科学知识。早期的翻译理论家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人总结了译经的亲身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直译、意译的翻译主张。到了近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及现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翻译家在翻译理论上的继承、发展和辛勤的工作,给中国人送来了科学思想和人类先进文明,并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的翻译理论。为了开展翻译的教学和研究,撰写中国翻译史,给学习翻译的大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基本史料和参考资料,八十年代,国内出版了几部各有特点的翻译史料集。不过,比较一下已出版的几种翻译问题文集,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多数人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译审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2是一部系统的、比较实用的翻译理论史料集。最近在一次翻译百年回顾的研讨会上,我们又听到一位哲学翻译家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部编得很好的、值得珍藏研究的翻译史料集。
二
明末清初的近世时期,正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说,为了在中国传教,“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他们用宣传介绍自然科学成就作敲门砖,以致在当时中国相继出现了部分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译著。最早出现的是利玛窦1551—1610和徐光启1562—1633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1607年刻成。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对此译本颇为称赞,认为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鉴于此译本不是全译,二百五十年后,《几何原本》后九卷才由李善兰1810—1882、英国人伟烈亚力1815—1887合作于1857年译出,完成了前者未竟之业。此后,西方科学较系统地传入我国。在哲学理论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自十七世纪以来,经来华传教士介绍的比较多。如亚氏的《论灵魂》旧译《灵言蠡勺》1624年由毕方济译成中文出版。傅泛济1587—1653、李之藻1565—1630合译的《寰有诠》宇宙论,1628年译,是亚里士多德《论天》的注释本和《名理探》逻辑学,1631年译成前10卷,是对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的注释,也是第一次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及南怀仁1641年译成续篇《穷理学》后20卷,对三段论阐述颇详等被称为明末翻译中最有价值的译著。李善兰译的《谈天》即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的《天文学纲要》和《奈端数理》即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也先后译出,表现出这些翻译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至此,哥白尼、牛顿的学说才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唯物论哲学代表人物培根的生平和著述开始有了翻译介绍。1873年前后中国学者王韬、英国人慕维廉把培根介绍到我国。王韬在他的《英人培根》载于《瓮墉余谈》一文中,提到“培根,英国大臣也,……少具奇惠,聪警罕俦。既长,于格致之学心有所得。生平著述既夥。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所发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又指出“培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即今译《新工具》前此无有人言之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西国谈格物致知之学者,咸奉其书为指归。”1877年,英国人慕维廉和中国译者沈毓桂以《格致新法》为名合译了《新工具》在《格致汇编》杂志上刊出。1888年译稿又以《格致新机》为题全文由广学会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十八、十九世纪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开阔眼界、走向世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翻译论集》一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本书分为古代、近世、近代、现代和当代五个部分,着重汇编了各个时期重要翻译家的主要论述,不少古代佛教翻译家的论述都是首次汇编发表,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和僧睿、彦琮以及道宣关于玄奘的论述等等,足见编者博览群书,收集之勤,令人钦佩不已。根据读者的要求,最近编者对初版进行了增补修订,修订本不久即可问世。
2.这部被誉称为“纵跨千余年,汇集百家言”的史料集,收集了汉唐以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约一千七百年间探讨翻译理论、经验和翻译史料的文稿一百八十篇,约八十万字,称得上是一部宏篇巨著。其收集时期之长,涉及人物之广都是空前的。但编者不因范围之广,而降低要求,如近代的林纾部分,编者利用原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藏书之便,选载了十九篇译者的序言,使读者对林纾的翻译思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3.本书的编排很有特点。在各个时期中,除当时翻译家自己写的序、跋和关于翻译理论、经验的论述外,还在“研究和资料”栏目下,选编了有关的翻译史料和后人的研究成果。如当代部分,既收录了郭沫若、茅盾、傅雷、巴金、朱生豪、丰子恺、季羡林等翻译家的经验谈以外,也汇编了钱钟书关于林译小说的精彩论述以及后人对于翻译家、翻译史的独到的研究。它有助于教师和研究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4.本书不仅重点选收了文学方面的各种资料,同时也不忽略论述其他学科的精彩文稿。如哲学家金岳霖著有《知识论》一书,书中对翻译理论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被称为最博学的哲学家。本书也选收了金先生的有关论述,为这本史料集增色不少。又如哲学家艾思奇为他翻译的《新哲学大纲》写的译序,结合哲学译著的特点,论述了雅和信的关系,便很出色。他说,“‘达’和‘雅’的对于‘信’,是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再如,选收的《翻译法律文献的几个特点》一文,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法律翻译的特点,也引起了翻译研究者的关注。
5.罗新璋是翻译理论的研究者。他写过有关傅雷和钱钟书谈翻译的论文。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我想编者若能把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赵景深等人关于信与顺的讨论引起争论的有关文章公诸于众,可供后人深入研究,则更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