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7期
中国礼文化
作者：张丰乾
有的学者把文化分成观念形态、制度形态和物质形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把价值观念、制度设计、物质载体统合在一起,并且包含了风俗习惯的文化形态。正因为如此,礼学或者礼文化的研究不能不引起重视。
邹昌林先生所著《中国礼文化》一书,肇始于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热潮即将结束之时。当时很少有人从“礼”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邹昌林先生独辟蹊径,认为礼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和基础。他首先对于“文明”或文化的发生和传承作出了独到的解释,认为文明产生在国家之前,礼仪产生在文字之前,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语言、文字,还依靠礼仪。中国文化作为唯一没有间断的原生文化,是以礼为标志和根源的。
邹昌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是一个完整、准确的表意系统,古礼把舞蹈、音乐、诗歌、行礼的仪式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所不在,记录了古代生活的各种信息,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经相当完备。中国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表意系统上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因为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没有中断的礼文化——世界其他的古代文明都起源于礼义,但没有像中国的古礼一样统摄整个社会生活,更主要的是,都没有像中国古礼一样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下被传承下来。邹昌林先生从礼的角度考察了上古五帝三王系统的可靠性,认为《六经》作为三代的经典,是有文字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总源,而“《六经》之道同归”又是同归于礼,所以说中国文化根源于礼。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对比中,贯通古今、融合知行的“礼”无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这一点,孟德斯鸠等国外学者早就详细申论了,而所谓的“宗法本位”、“伦理本位”都没有越出礼的范围。
邹昌林先生以《周礼》、《仪礼》、《礼记》,特别是以《礼记》为依据,探讨了古礼秦以前的礼的起源和整合,认为《礼记》按照“返本修古”的方法,不但揭示了古礼形式上的表象,古人制礼的动机,而且从中得出了古礼起源发展的规律。他依循《礼记》的这种方法,同时借助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古礼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证明古礼起源于整个母系氏族社会的渔猎采集时代和原始农耕时代。并且,古礼从其起源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反映人与自然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又大体包括生产礼仪、反映人自身繁衍的血缘方面的礼仪,以及综合二者的祭祀制度和禁忌制度。和后世的礼仪系统相比,在起源阶段,涉及人和自然关系的礼仪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起源阶段的古礼,具有鲜明的天人合一特点。
邹昌林先生从古礼的整合入手,论述了古代氏族部落联盟的文化意义,认为华夏文化的整合,实际上就是古礼的整合,而古礼的整合,是从古代部落联盟的形成开始的,这就是传统所谓的黄帝时代。从黄帝时代起,华夏文化就开始有了一个中心,以后的整合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古礼的整合大体上经过了五帝时代和三王时代两个阶段。邹昌林先生特别强调整合的文化,与以往相比,不仅是范围的扩大,有着统一的中心和目的,而且还在于它形成了新的特质。没有新的特质的出现,是谈不上整合的。五帝时代与起源时代相比,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社会礼仪为中心的新的礼文化系统。而三王时代,则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以政治等级祀仪为主干的新的礼仪文化系统。整个古礼是一个以自然礼仪为源头,以社会礼仪为基础,以政治等级礼仪为主干的原生道路的文化系统。
邹昌林先生揭示了黄帝时代形成古礼系统所具备的条件三大条件,所具有的主要内容五服制度和社会交接礼仪,证明黄帝作为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始点是有充分根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邹昌林先生提出:《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的特点,正是五帝时代古礼的一次整合的基本特点。大同社会既不是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原始社会,而是由原生道路的文化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早期文明社会。这种社会以社会礼仪为中心,而又没有形成以严格的的等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这正是儒家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由此揭穿了一个秘密——儒家根本的立足点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礼仪,而不是那种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严格的政治等级礼仪。儒家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这种政治等级制度纳入人生社会礼仪的系统中,而不是牺牲人生社会的利益去维护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等级制度。所以,当这种制度与社会人生的利益相背离时,他们总是站在社会人生的立场上,以社会礼仪和社会伦理为武器,来批判那种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和暴君污吏。这正是他们处浊世而独立不倚的品格。也正是因此,他们才极力宣扬五帝时代的那种大同社会,把那种社会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或许读者并不同意邹昌林先生的判断,认为有的儒家不是这样,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儒家应该是这样,或者儒家可以是这样——那么,对于儒家的过去和未来,我们都有可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对于三王时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古礼的结构、功能和价值等问题,邹昌林先生同样提出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观点。
他认为《礼记·礼器》所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实际上概括了古礼的两大结构:“经礼三百”是作为国家大法出现,“曲礼三千”则是作为指导人们实际生活的规范而出现,二者在形式上相区别,在内容上,却统一在治理国家这个中心上。与此相对应,古礼的功能也可以概括为对于君权至上的维护和对于宗权至上的维护。宗权与君权的一致性又决定了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但是,古礼的系统并不是专制君主制,而是等级君主制,《韩非子》中所极力主张的“二柄”,体现的才是绝对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
在对于古礼的基本功能作出了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邹昌林先生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道路,他认为从古礼的基本功能和国家主权的组织方式上,都可以看出,中国从非阶级社会向国家的转化,完全走的是改造氏族制度,使之演化成国家的道路。由此,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是文明的早熟和国家的晚成。在中国,文明的出现不是国家的产物,恰恰相反,国家的产生,完全是文明发展的结果。
读者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春秋以降,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难道古礼系统不会受到冲击吗?邹昌林先生指出,春秋以来,为了维护古礼的文化模式,不使古礼发生整体的变迁,从《左传》、《国语》、《论语》,到《孟子》、《荀子》、《礼记》,都在努力寻求古礼中带有永恒意义的因素,把他们抽象出来作为古礼不可动摇的依据。邹昌林先生把这些因素归纳为天人合一的结构用天道的不变来论证人道的不变以及对于“别”和“让”的强调。而这些正是古礼深层次的结构和功能。
对于古礼的价值系统,邹昌林先生作了周详的研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人类和个体、对于社会、对于治国、对于教育、对于艺术、对于宗教,古礼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秘密。比如,中国的宗教为什么是多神教,为什么始终沿着理性的方向前进,有着浓重的伦理色彩,必须从古礼,特别是祭礼中才能找到正确答案。邹昌林先生同时认为古礼对于中国人形成顽强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显然,从古礼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中的形而上的精神,同样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邹昌林先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中国文化以礼为基础和标志,把宏观的审视落实为具体而微的考辨,从细节的分析引伸出全局性的判断。既禀承实事求是的考据之风格,又借鉴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而对于各种方法的偏狭,又提出有理有据的校正,所得出的系列结论,不仅使人关注,更令读者信服,掩卷反思,深感“礼”为中国文化之纲领,而三代之古礼,又是礼文化系统的端绪。《史记·礼书》云:“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万端经纬,在邹昌林先生的笔下皆一以贯之,殊为钦佩。借用李学勤先生之言作为结尾:“《中国礼文化》集中了作者若干年辛苦探索的成果,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一系列需要辩论的问题,希望读者不要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