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9期
“另类”解读及其背后
作者：叶 舟
张一兵一开头就声称,自己的解读与传统解读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后者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讲,似乎没有读出马克思思想的真谛。其言下之意昭然若揭,这就是依照这种解读模式构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真实的思想相距甚远。因此,以这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勃兴并不都是马克思的功劳,挫折也不尽是马克思的过错当然,或许作者更强调的是后者。作者想以创设一种另类解读模式,以还马克思思想之真实来“保卫马克思”,并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一种真实的根据,从而保卫马克思主义。执着之心,令人敬仰。
创建一种另类的解读模式来告诉人们,真实的马克思不是人们从意识形态中看到的马克思,人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他在当时看到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危机,试图以一种不同于主流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法来认识马克思。这种方法被称为“症候阅读法”。阿尔都塞提出,只从文本的字面上解读马克思,不可能把握真正的马克思,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真正的结构一定不是显形的一样,要把握马克思真实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在他文本中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从而找到也许马克思自己也未必感觉到的马克思思想的无意识架构——“问题式”。当然到头来,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马克思思想问题式,实质上只是一个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构建起来的“马克思思想”的“问题式”。
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说《回到马克思》的作者步了阿尔都塞的后尘。实际上作者在方法论上既有与阿尔都塞或明或暗的渊源关系这一点我们从阅读中可以体会到,也有超越阿尔都塞开创新思路的特征。作者在导言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他认为阿尔都塞根据他的解读模式得出的马克思思想的断裂说是偏颇的,这就说明了这种解读模式存在着局限性。对于这些思路的特征,我觉得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个“另类”方面。
第一,独辟蹊径,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哲学话语的转换。作者认为,以前人们就经济学看马克思的经济学、就哲学读马克思的哲学,结果遮蔽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完整的哲学建构过程”第26页。另辟蹊径,就可以彰显不同于传统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心路历程。
第二,另聚焦点,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2版为文献依据,把目光聚焦于马克思所作的读书摘录笔记、记事笔记和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上。作者认为,这种焦点的转移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留下的“空白”,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真实地得到涌现。所以,作者说“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在第一、二类文本即读书摘录笔记、记事笔记和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的深入解读中,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起源性语境。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第13页
第三,另起炉灶,引入西方解释学、科学方法论、结构主义等方法并将其融入到作者基本的“现象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和历史科学方法中,以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文本。他试图以此把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充分凸现于面前。其实我们在《回到马克思》文本的空白处还可以隐约觉得,作者似乎另有一个意图,即通过这样的思想实验,发现或创设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模式或体系。或者毋宁说,在作者行文的犹豫处,有一种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企图。
学术中的另类做法无疑是学术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基本杠杆。认识方法的不同,必然使同一对象在人们面前的呈现发生差异。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另类解读﹖这种另类解读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支援背景﹖
一位哲学家说过,在社会科学中每一种新观点的出现都不仅仅是纯粹学术的事件,不管观点的提出者是否意识到,这种新观点总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变化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一定组织、集团的政治与理论愿望。
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重归学术的殿堂,人们似乎可以以纯客观的眼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然而,正如曼海姆所揭示的,这种学术本身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具有不同社会取向的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不同的模样。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有些学者迫于压力,用马克思主义来伪装自己。于是,马克思的真实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可以怀疑而且应当怀疑的对象。由于这种社会和文化的情境,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某种危机。而不少人因此又“顺理成章”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境况推向马克思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和学术情形下,作者努力地向人们呐喊马克思真实的思想及其科学性,抵抗着来自各方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强暴。这里比较有针对性的是:一、传统解读模式造就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意识形态性和教条主义特征,但它却是有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实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二、在我国学术界几乎形成一定气候的非主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又具苏联后期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一种人道主义,并以此抽象地反对种种非人道的社会现象。这种“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好像是维护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特质,然而人道主义终究是一种只能激扬文字不能落脚现实的思辨,况且在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蚀下,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连党性都抛在脑后,无原则、非现实地误导大众。三、被一些知识分子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精心打扮后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把马克思当作他仍贩卖资产阶级哲学的面具。可以这样说,这些“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的取向。
那么,《回到马克思》作为对以上“马克思主义”反思和批判的结果,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纯粹学术的论述:马克思思想是具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维度和主体向度相统一的共产主义学说。作者一方面不满意他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坚定地保卫马克思。我认为,具有这种情结的社会群体只能是一些从学院式的知识研究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群。由于他们是从文本的解读和研究中变知识为信仰的,因此他们不会随风飘移。在问题来临时,他们会再走进书斋,探索一种新的方法,重读文本以寻找自己信仰的支撑。然而,这种学究式的劳作最多只是小乘佛法,能度己,但未能度大众。面对着纷繁的世界,作者只能翻开马克思的原始书稿,以发现自己的信仰对象依然在场而感到欣慰,说到底,《回到马克思》是一部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