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1期
豁显历史的真实
作者：张国功
《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书腰上,印有一段广而告之的文字:"揭开父亲死因中的浓浓谜团;挑开兄弟反目的隐秘面纱;披露父亲身边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道出父亲与文坛敌友的恩恩怨怨;坦叙父亲逝后一家人的不平常岁月......"这些话或有出自出版社之手的炒作气息,但读罢掩卷,揆诸内文所叙,却也不得不感慨所言大体不虚。我们看到,书中有近乎内幕揭秘式的新说(还有第一次公开的大量照片),更多是对周家寻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平实记录。在人们为应该"解构"/捍卫。"批判"/辩护鲁迅"这把老骨头"争论不休时,在处于所谓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鲁迅研究出现"过度阐释"甚至导致"空洞化"倾向时,今天的海婴只是平心静气地以一些记忆深处的生活细节为材料,以自己个人化的感受与回味为粘合剂,还原。展示出了一幅关于鲁迅的丰富历史画面。当现代的读者早已为层出不穷。泥沙俱下的鲁迅研究著作产生阅读疲倦。心理反弹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出现,使我们更为真切地走进了历史的现场,以一种更为有血有肉--而不是任由抽象理论无情腌制--的方式,凸显出鲁迅作为一个巨大的思想资源库与今天的读者。时代之间的"历史-现实"关联性。值得一提的是,周海婴在回忆录末尾,又写下了"再说几句"一节,记述了一件令他"再三疑虑"的事情:1957年毛泽东到上海,召集周谷城。罗稷南等湘籍人士座谈。众所周知当时正值知识界反"右",罗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对此十分认真,他深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当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说。此事乃1996年海婴应邀参加巴人研讨会时,亲聆罗稷南先生所言。周海婴一直没有对外人说过。写此书时他拜访王元化先生,王说他也听过此事,应当可以披露,不会对两位伟人产生影响,心怀疑虑。将此事写好又抽掉的海婴才复将此事补入。毛对鲁的认识,一般人知道的是1936年鲁迅去世时毛泽东说的那些话。其实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在以他的思想理解鲁迅。这两位终生缘悭一面的伟人之间的思想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零散的文章所见多矣,易严先生甚至为此写出厚厚的一册专著《毛泽东与鲁迅》。周海婴写出的这件事,应该说对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角度。
相比之下,王芝琛所写下的《百年沧桑》,与周海婴的取径有所不同:对旧年人事,尽管作者有着一些"重回历史现场"的描写,但更追求的是对其进行学理性的深层探讨;有一些生活花絮式的细节刻画与再现,但更重视的是对其所体现之内在精神的朝圣与寻踪。这种不同,是作者所面对的不同研究现状而产生的。质言之,与汗牛充栋。叠床架屋以至于写出了数部《鲁迅研究学史》来进行总结的鲁迅研究相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风云际会的王芸生与《大公报》,在今天显得太过寂寞了。到目前为止,对这一纸影响深远的民间性报纸有分量的研究文章,也许就是王芝琛这本书中所收的了--这是要令许多专业的新闻史研究人员反省的。无可讳言的是,在今天我们看到,通行的新闻正史。教科书多是一些粗线条的历史勾勒与先入为主的概念图解。更说不过去的是,新闻史写作者对历史与旧年老报人,普遍缺乏史家陈寅恪所倡扬的"同情之理解",也不具有另一史家钱穆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所必具的"温情与敬意",因而相关著述整体面目可憎。即使是如范长江。邹韬奋等与时代合拍的新闻人物的传记,或者如一些至今仍意气风发。慷慨担当的报纸的报史,亦多难以卒读,遑论在天地玄黄中时感拘束以致晚年失语的王芸生,以及"仅剩下一个香港大公报延其命脉(唐振常语)"的《大公报》了。因此如果说我们对鲁迅先生有所误解多因出于某一目的的"神化"与无限抬高,那么对王芸生与中国报刊史上坚持最久的《大公报》的误读,就更多来自于过度意识形态的蔽障和评价坐标的非历史化。就如史学家。旧年大公报人唐振常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议论大公报,是议论历史上的大公报,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要纳入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去考虑去论断,脱离了历史的背景,甚而以今天的政策或所要求于今日报纸者,去作论断,去要求一个历史上的报纸,不是唯物史观,是反科学的。这样,也就不能从历史中求史识。"《百年沧桑》所体现的,正是以这样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论精神,来对王芸生进行真实写照,更对其所代表的旧年新闻人与旧年报刊予以公正之研究与评价。如后来一直纠缠着《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与"大骂"之争,王芝琛深刻地指出说:只有认清大公报是否是真正的民间报纸,才能打破这种争论的僵局,否则只能在"阶级分析"的框子里"打转转"。又如《大公报》于世事风云中是否做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自己倡扬的"四不"方针,一直有所争论。谷鸣先生在14辑《老照片》提出异议:"在激荡复杂的近代中国,难以有完全超脱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例如‘不党‘,1935年吴鼎昌出任‘名流内阁‘的实业部长,1937年张季鸾参与陶德曼调停和以后的谋和活动,1947年胡政之参加蒋记国大,这都是‘有党‘。"对此王芝琛逐条谈了自己看法。1926年,吴。胡。张三人接办报纸时,"约定五事"的第二条即是"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后来《大公报》将其推广到一般社员,皆不得兼任社外的有给职务。《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第三条规定:"创办人及在本社服务不兼任社外有给职务者为社员。"1943年胡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其中第三条为:"本社职员不得兼任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事实上其后三人都坚持了报人不兼公职这一点。1935年12月,吴鼎昌一担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即在当月13号的《大公报》上刊出启事,通告董事会照准吴辞去报社社长之职。吴辞职后,即不再插手报社社务。新记大公报社评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大公报》副社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1986年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中回忆说,吴辞职后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抗战期间,1941年3月间,我在赴重庆路过贵州,见过吴鼎昌。当时他是贵州省政府主席。我跟他作过很长一席谈话,吴鼎昌没有一句触及大公报的事,就是说对大公报的工作,没有给过我一句话‘指示‘。"王芸生临终前也曾追忆,自己担任总编辑后,在与吴仅有的一次单独会面中,吴也"从来不涉及《大公报》"。1937年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诱使蒋介石订立城下之盟。蒋请张季鸾亦参与"谈判",但张在谈判尚未结束就愤而退出。他发表于汉口版《大公报》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该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议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至于胡政之参加"蒋记国大",情况似乎稍为复杂一些。在中共与民盟皆拒绝参加"国大"的情况下,蒋介石威逼部分党外人士参加,他在南京召见了胡政之。陪同在座的傅斯年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国家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今天该决定了。"没有退路的胡只好跑到签到处报到,但没有参加一分钟会议。在《大公报》社评议会上他颤抖地对同仁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理解我的苦衷,参加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当时周恩来在文章中就以胡政之为例说明蒋"套住"无党派人士的无耻做法。王芝琛的这番议论,毫不高调,亦不作苛论,而是通达明晰,以同情之了解来叙历史之事实。再如范长江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离开《大公报》,王芝琛分析认为,仅是因为他与张季鸾一次关于上夜班是否影响健康的偶发事件而已,而不存在如后人所怀疑的思想冲突。政治分歧,如后者种种,都是立异以为高之说;再如多种著述中所说《大公报》1948年底从中立立场转向拥共为"起义"事,王芝琛通过《"起义"云乎哉》正续两篇文章剖析认为,那只是个人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历史虚构,在报纸抉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记者杨刚,并不是想象的来"策反"《大公报》的"党代表",王芸生也不是从反动营垒中反戈的"首领",中共中央也并无《大公报》"起义"一说。除了上述这类求真求实的文字,《百年沧桑》的"人物篇"。"事件篇"。"花絮篇"等还多有一些笔墨,描画出了《大公报》当年"座中多是豪英"的盛景,以及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文章报国"的情怀。人物如一身"国士精神"的张季鸾,女报人杨刚与彭子冈等;事件则如《大公报》在台儿庄战役。重庆谈判。日本投降等重大历史时刻的新闻记录作用,抗战中在中文报刊中惟一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辉煌,等等。
不可否认,在读书中所涉及人物的家属或后人撰写的许多文字时,我总是下意识地保持着一个读者的警惕。因为与所论内容的亲缘关系,固然可以使其较其他研究者有着更详实之史料与更真切之感受,但也易因为情感作祟而陷于扬长护短之偏执,使历史的真相受到另一种非正常力量的遮蔽与改写。近些年在关于一些近现代学人的研究中,我们见到不少来自学者家属后人方面的因素总在不同程度地干预着学术的进行,如撰写年谱要恰到好处,整理日记要修改删节,传记不能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读三联版《川上集》,我们知道连唐振常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写《吴虞研究》都还遇到这样的问题,更遑论一般的研究者),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更何况是由作为后人的周海婴。王芝琛自己执笔来写历史人。事,意味着可能有着更多的感情色彩与意气用事。但就《鲁迅与我七十年》和《百年沧桑》两书而言,无论是如前者之平实朴素,或如后者之于翔实生动之外而又有征实求真之品格,我们都欣慰地看到了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鲁迅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刚刚过去,而2002年则是《大公报》创刊百年纪念。历史实在太容易让人感觉老去--在说来不算太远的视野中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生活过的一些人物,就需要我们如此费心来铭记与梳理;而历史又似乎根本不老,她永远保持着一种期待着后人参与理解她的开放精神。每一辈人都在尽力摆脱自己身上的种种负累,而豁显一些被遮蔽的部分,从而极大可能地走向历史的真实。自然,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每一代人笔下的历史是否真正真实,也未可知。但我们知道,一旦站在她的面前拿起笔来剖析与理解她,首要的是一种诚实与良知,一种平实的姿态,一种求真的品格。
(《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25.00元;《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王芝琛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9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