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2期
万里来寻圣叹书
作者：王 淼
六月二十日，圣旨下，十八名士人被判“斩立决”。七月十三日，“哭庙案”及“无为案”的人犯，被斩于江宁（今南京）三山街，一时间“炮声一震……披甲乱驰，郡官皆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在这十八个被杀的苏州士子之中，即有一代才人金圣叹。
金圣叹出生于公元１６０８年（明万历三十六年），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的别号。圣叹的父祖皆布衣，但幼时家境尚可，十岁入私塾，于“稗官野史，无所不窥”，独不喜“四书五经”的枯燥乏味，尝自谓“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其放诞不羁，溢于言表。因恃才傲物，讥讽考官，游戏科场，而多次被黜。明亡时年三十六岁，以文学批评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生涯。圣叹盛推《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并打算逐一评点，因突遭大祸，只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即《水浒》与《西厢记》的评点。
金圣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社会激烈变革之后而加以整合的时代，被正统社会视作异端的晚明“启蒙思潮”已临近尾声，一个大一统的“康乾盛世”即将到来。处身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在金圣叹的身上，既沾染着晚明士人自由放任的思想气质，同时也不乏“天崩地解”后遗民处境的尴尬与困惑。圣叹虽然以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面世，但在本质上仍然未脱儒生气质，他安身立命的最高理想也仍然不出“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向往，而以圣叹的历史观又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亡明的殉道者，决定了他不可能执着于遗民的形式而一以贯之，他能够非常清醒的看待满清入主中原这一现实，所以对满清统治者一直抱着一种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事实上，在时代大环境中，有着这种人生困惑和心理危机的遗民，远非圣叹一人，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各异罢了。圣叹的一首小诗最能表现他此时的复杂心境：“头毛稀少灯亲见，心事迷离酒不知。一枕两行千点泪，三通鸡叫五更时。”其辗转反侧，耿耿不寐之状如在眼前。
圣叹自幼聪慧，至壮年天地易色，以圣叹之才华，评点文章并非他的人生初衷，当他最终将文学批评当作了自己的名山事业时，实在有着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饱含了他对于人生的忧愤与失望。既然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那么他只好以点评古人文本来隐约传达自己内心的曲微，将自己对于人生的感受浸润在自己的评点之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其中既有“世既弃我”的悲愤，也是“我亦弃世”的具体表现。故圣叹的评点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深深打上了他自己的个性烙印和思想烙印，所以他批《水浒》不惜腰斩，批《西厢记》则处处加以点篡，完全将它们当作了自己思想感情的承载物。
金圣叹的“我亦弃世”说穿了只是一种姿态，当他不停地哀叹“自古有才决是无命”（金批《唐才子诗》）、“若才子以才而终至于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杜诗解》）他所哀叹的只是自己的“不遇”，所以他一旦听说了顺治皇帝对他的欣赏时，他也就欣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而自喜于“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春感八首》）了。面对于天子的垂青，圣叹的态度本在情理之中，并不是一句“文化人格”所能轻下结论的事情。但是金圣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他的“异类”面目早已成为专制社会的眼中钉，他的个人情怀在本质上与这个大时代水火难容，格格不入。
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盛世所需要的并不是思想个性的自由放任，文人也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点缀，“哭庙案”的实质乃是统治阶级对于思想文化的整肃。金圣叹对于人生基本状况的终极关怀，以及他卓尔不群的思想个性，都使他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使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脱颖而出，同时，也为他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金圣叹的命运乃是这个大时代的历史宿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剧；金圣叹之死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晚明“启蒙思潮”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时代的到来——“康乾盛世”“文字狱”的雷声已隐隐在耳了！
金圣叹对于文学批评的“灵心妙舌”自然是独树一帜，非同小可的，但在此我并不想深究他批评文字的来龙去脉，那些事情还是留给美学家们去做吧。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批评文字背后的东西，是其精神内涵与感情内涵。
金圣叹留下的完整的批评仅有两部，即“金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金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可以把金批《水浒》看作金圣叹对于政治的个人认识，它完整地体现了金圣叹的政治理念，治世理想和社会意识。在这部书中，金圣叹首先表明了自己“民重君轻”的立场：“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让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同时，他公然明言“乱自上出”，官逼民反，把农民的铤而走险直接归罪于统治者的失政：“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圣叹更对尸位素餐的官僚阶层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彼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狯，则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把官与盗画了等号，借《水浒》而为现实张目，可谓惊世骇俗之举！
“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圣叹在此将言论自由超脱于封建统治之上，固然大快人心，却未免书生意气，他忘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统治者岂止堵你的嘴，他更要灭你的口呢！“祸害之伏，秘不得知，极其猝发，疾不得掩。盖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之人，犹甘蹈之不悟，则何不读《水浒》二刀之文哉！”圣叹并未想到，自己在批《水浒》时所发的感慨，竟成为自己命运之写照，自古文人以文贾祸，所以自得于人生者也正是自戕于人生者，生命系之亦足毁之，让人浩然长叹！
金批《水浒》还表现了圣叹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虽似感叹书中情节，实是夫子自道，自伤身世，倍觉感慨！
《水浒》本来即是一部入世极深的社会政治大书，展现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封建社会的弊端，传统社会的腐烂，让人一览无遗。金圣叹批《水浒》并非偶然，一方面因为它的确是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构，更重要的还是圣叹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它深刻的现实意义，是圣叹愤世，骂世，悲世，笑世的最佳张本，他正是借《水浒》表达了自己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切忧愤与深刻批判。圣叹尝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不亦宜乎？
如果说金批《水浒》表明了圣叹离经叛道的政治理念，那么金批《西厢记》则无疑表明了圣叹潇洒不羁的人生态度，包含着晚明士人高超的生命智慧。
以毫无伪道面孔面世的《西厢记》，其文辞之美艳绝伦自不必说，其思想意义在整个道统社会亦无异于一声惊雷，是它第一次把男女之情放在了正常的人性之上去描写，以艺术的魅力去张扬人性之美，唤醒了不止一代人对于生命的肯定。
金批《西厢记》，首先即把它等同于《离骚》《史记》《杜诗》等儒家经典，把它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去评价，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即使少数文人有此见识也未必会表达出来。圣叹则首先肯定了《西厢记》的思想意义，他从一“淫”字入手，开明宗义地说道：“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坠拔舌地狱。”他把人欲与淫截然分开，把正常的人欲视为至善至美，公然对道统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异议，借《西厢记》而为人欲正名，反映了圣叹自己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他对于男女情爱的观念，在当时正是空谷足音，即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亦不让今人矣。
金批《西厢记》，每一篇都称得上是非常可读的小品散文，圣叹每每引申开来，另辟蹊径，抒写了自己内心的大千世界。如其《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恸哭古人》《留赠后人》，以及每折之前的题解，都可以当作独立的文章去读。这些文章既与《西厢记》有关，又游离于《西厢记》之外，谈人生，谈游历，谈趣闻，充分展示了圣叹自己的人生向往与审美情趣，是真正的圣叹文字。
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 我读圣叹此文，一方面读出了他在那个道统社会中无所适从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也读出了他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对生命基本状况的深切关怀。是的，人生是一个过程，生而为人最大的幸福即在于如何去充实这样一个短暂的过程，那么，他首先要追求的即是自己的人生乐趣，张扬自己的个性，这既是《西厢记》的旨趣所在，也是圣叹点评《西厢记》的旨趣所在，同时也是晚明士人追求思想解放，张扬个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晚明社会既有着傲世独立的士人文化，也弥漫着一股末世颓废与无奈的情调。金圣叹的艺术审美和人生趣味，所反映出的正是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与生命智慧。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能够称得上有趣的个性文字真是少而又少，而真正通人情达物理识趣味的文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而金圣叹的文字，则无疑属于这少而又少的文字，金圣叹的为人，也无疑属于那屈指可数的文人之列。
圣叹的文字是富有生动时代气息的个性文字，脍炙人口的“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即体现了圣叹对于生命的独特把握与会心，有着高超的人生价值取向。针对于游历之乐，圣叹这样写道：“一水一村，一桥一树，一篱一犬，无不奇奇妙妙，又秀又皱，又透又瘦，不必定至于洞天福地而始有奇妙。”今日人们对名山大川趋之若鹜，也只是为了摆首弄姿拍几张照，以为“到此一游”作个凭证而已。现代人一方面老于世故，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又爱慕虚荣，附庸风雅，如果我们不是真诚地热爱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生命，“洞天福地”又岂能净化我们浮躁的灵魂？
做为一个文人，金圣叹首先是一个生活中人，他对于“头巾气”的迂腐文人是充满鄙夷且深恶痛绝的，他曾经不无讽刺地说道：“从来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语，俱是乡中担粪奴仰信苦学人必有如此鬼怪。其实读书只须沉潜精舍，三年不出户庭，便以极尽天下之无穷。”《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着圣叹这样一个传神的故事：“人瑞为文，怪诞不中程法。补博士弟子员，会岁试，以‘如此则动心否乎’命题，其篇末有云：‘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连书三十九字。学使怪而诘之，人瑞曰：‘只注重四十不三字耳’……”。如果说这样的传说附会在圣叹身上，代表了士人一种卸去枷锁，任情适性的人生向往，而未必真有的话，那么《清刻才子必读书序言》中的记载，就应当是圣叹生活的真实写照了：“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童则啼笑宛然也。”这就是生活中的金圣叹，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的金圣叹，与道统社会格格不入，特立独行的金圣叹。
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者也！……嗟乎！生死迅疾，人生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看来圣叹之点评文章，同他自己的生命意识，乃是合二为一的。“读此语时，正值寒冬深更，灯昏酒尽，无可如何，因拍案而起，浩叹一声，开门视天，云黑如磬也。”当此之时，我们是在披阅文字，还是在品味人生？恐怕再也不能分开彼此了吧？“呜呼！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即又何忍不公诸天下后世之酒边灯下之快人恨人也！”读了这样的文字，岂不让天下所有的读书人为之雀跃？
我一直认为，划分一个文人是否有趣，首先应当看他是否有着自己完整的价值体系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他能否漠视现实的压力，不以世俗的价值标准为取舍，而是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热爱自己的生活情趣。当然，这同一个宽松，自由，富裕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你很难指望在一个专制，丧失了个人生活的环境找到有趣，因为只有热爱个人生活的环境，才能产生有趣，只有天真浪漫的民族，才能产生有趣。而一个专制的社会则以扼杀浪漫、有趣为己任，它需要的乃是道貌岸然，八面玲珑，这是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所谓“才高造物忌，行僻世人嗤”（廖燕《吊金圣叹》），乃是每一位时代先行者所不免要付出的代价，金圣叹之被腰斩于那个时代，不亦宜乎？！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
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
这是圣叹临终所留下的三首绝命诗中的一首。在狱中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这是圣叹留在世间的最后的幽默，只是我在读这则传说时，说不出内心是轻松，还是沉重。
金圣叹读完苏东坡的《后赤壁赋》，这样说道：“岂惟无鹤无道士，并无鱼，并无酒，并无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阔。”
写完这篇短文，我觉得自己的心中已然空无一物，只有一片光明空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