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5期
古老问题的新学问
作者：贺力平
多少令人惊讶的是，论者的许多言论仅仅限于指出信任的重要性，不断地重复着诸如“取信于民”、“以信立国”等等陈词滥调。非常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是，信任一直是许多社会的稀缺物品，人们渴望得到它，却往往失望而归。人们现在不仅希望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信任，而且希望能够理解何以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得不到信任。
中国学者郑也夫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为克服信任问题上的认知差距作出了新贡献。郑也夫的《信任论》探讨了信任概念的含义；信任与人的本性、习俗、人群共同体等等之间的关系；信任的社会功能；信任的各种表现形式；现代社会中信任扭曲行为的新特点。在这本篇幅并不大的著作中，作者旁征博引，融古贯今，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信任问题上极其丰富的面面观，而且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信任概念的内涵，揭示了这个概念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之间的联系。
从方法论上看，郑也夫的《信任论》可以视为信任问题研究中的微观论，即对信任问题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逻辑梳理，着重弄清这些概念的内在含义和相互关系。读者如想找到这方面的代表性事例，可特别阅读书中的第六章“信任对复杂的简化”。这一章的主要分析思路可以概括如下：
从决策论的角度看，人的行动就是决策，而决策需要信息，正确的决策需要“完备的信息”，但“完备的信息要以严格的边界和小的场景为前提”，在现实生活中这很难遇到；“生存环境中的信息是复杂、庞大、不完备的，生存中充满了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然而，人的决策往往是不能等待的，因此，人们需要发明既便捷又安全的决策方式，从有限信息中获得关键信息。换言之，人们在应付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需要讲究节约，以节约的方式概括和留存关键信息。人类语言是这么一种方式，金钱或货币也是这么一种方式，他们的共同特性都在于通过把握基本的（或者说关键的）信息而服务于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从这个角度看，信任也发挥着相似的作用。信任的信息基础是已有的信息，是历史的记忆，这种信息相对于决策所需的“完备的信息”来说显然是不完备的。但是，人们使用这种不完备的信息来进行决策不仅可以显著节省信息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决策的安全性。经过多次重复的实践而确立的关键信息便成为声誉（或说信誉）的构成成分，这种信息尽管也是不完备的，但对人们决策的帮助作用更加突出。
郑也夫是一位社会学者，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学分析已经有了非常精湛的把握和运用。在另一个事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法的应用。在讨论信任与秘密社会一章，作者指出，秘密社会或亚文化现象中存在着其成员对信任的需要，本来这种需要可通过正常规范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满足，但往往由于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不健全而得不到满足，因此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寻求非规范的、有时是违法的替代性满足方式。从这种分析中人们可以正确地推论说，现代社会如果欲致力于消除或缩小秘密社会和亚文化的影响范围，最有效的措施往往不是直接去加重打击或铲除这些社会成员，而是努力改善政府和社会的服务体系，促使秘密社会和亚文化自然失去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吸引力，从而失去其社会基础。相反地，如果仅仅使用打击和铲除的措施，这很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因为——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根除了秘密社会的那个全权社会显然不令人满意，它灭绝秘密社会的刀剑也在伤害着社会的其他领域和成员”（第１６７页）。
这些见解即使对专业经济学者来说也是很有启迪意义的。过去，在解释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时，论者们往往从大工业的规模经济观点出发，认为正是由于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以集中使用资源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为了达到集中使用资源的目的，人们进一步认为应当对社会经济资源实行国有化。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对计划经济体制或国有化的解释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国有化主要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化的范围也应当主要限于在那些其规模经济效应较为突出的领域或经济部门中。事实上，在过去的中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政府实行了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化，其范围已经覆盖到诸如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的个体经济。在这些远没有规模经济的领域中也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化（或者较低级别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化措施），其理由需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在各种这类解释性理由中，现在看来很有说服力和相关性的是郑也夫著作中所说的“信任不足”的问题。很可能正是因为过去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信任不足问题以及社会成员对信任的强烈需要，由政府出面来组织所有经济活动并以此来满足社会成员对信任的需要便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方式。换句话说，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化的原因不在别处，而主要在于社会成员对普遍信任的需要以及这种需要在非计划经济体制和非国有化环境中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形。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见解，从根本上突破了过去那种对社会组织方式的机械物质力的决定论观点。
福山的著作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他在书中说，“信任并不存在于集成电路之中，也不存在于光纤电缆中。尽管这涉及到信息的交换，但是信任并不能分解成信息”（第２９页）。用另外的言辞来说，这段话的含义是，信息技术的硬件进步并不能消除由“信任软件”落后所带来的对人类发展的制约作用。在普遍性地缺少信任的社会环境中，信息技术硬件的进步所能带来的积极作用将受到极大限制。也就是说，“一个信任程度非常低的社会将永远无法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第３０页）。
福山是一位祖籍日本的美国学者，在１９９０年代初写了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该书由美国Ｐｅｎｇｕｉ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其原型是福山在１９８９年发表于美国《国民利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夏季号的文章）。他在这本书中指出，现代世界的各个民族正在朝着越来越具有共同性的目标前进，传统的社会制度之争正在让位于对实际利益的追求（读者不妨比较这个观点与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出的“不争论”的观点）。福山的见解随后被广泛认为是看待后冷战时代各民族发展趋势的指南，并促使经济增长问题上升成为各国政府和政党的首要任务。整个九十年代，技术创新、民营化、开放政策等等事物在各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很多人似乎认为，有了这些东西，国民经济便可顺利踏上高速增长之路。福山在这部题为《信任》的著作中又先人一步地指出，信任问题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该书的副标题“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很能说明这个意思。
福山的论证方法是宏观和比较的。他的这部著作又可以说成是信任问题的宏观论和国际论。他选择了世界上若干有代表性的民族来说明各国经济中一般信任程度的高低以及信任程度与各自经济增长情形的关系。他陈列的许多事例是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早已熟悉的，但他却给予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他指出，家族企业的流行实际上是一般信任程度较低社会中的一种典型。家族企业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普遍信任不足为企业发展带来的种种限制。但是，家族企业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解决了人事信任不足的问题，却难以为自己解决后续发展的问题。继续依赖于家族成员操舵企业发展事业往往也是对自己最大限度利用社会优秀资源的一种限制。在这方面，福山举了一个著名的事例。１９８０年代在美国电脑界叱咤风云的王安公司在经历了多年高速扩张后栽倒在“接班人”问题上。王安是一个成功的华裔企业家，但却固执己见选择了自己的儿子接任企业总裁位置，眼睁睁地看着其他高层优秀人才的流失，以及随后而来的企业业务的萎缩。这种类型的失败在低信任的经济体、企业体和政治体中都存在。这是很应当引起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郑也夫的《信任论》和福山的《信任》两书都是严谨的论著，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和主题来展开。前一本书对概念的探讨更加深入和细腻，后一本书通过对各国事例的比较带来了更加宽广的视野。两本书读来都引人入胜，而且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学术性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郑也夫的《信任论》在许多重要编辑体例上采用当代国际通行的方式，例如，在章末列示注释并在文末统一按拼音顺序列附参考文献以及主题和人名索引。这非常方便读者。中译本《信任》的译文是很流畅的，但却省去了原著的文献注释和索引，实为一小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