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期
时间的悖论
作者：段 炼
人类也许可以征服一切，但却永远无法征服时间。这是昆丁的父亲教给昆丁的。当他将那只祖上传下的表放到昆丁的手上的时候，世界文学中那段有名的告白在我们耳边缓缓响起：
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证明所有人类的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0 abSUrdUm(归谬法)，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记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反正时间是征服不了的……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们展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
(《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福克纳——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以博大而独特的心灵体验，证明了古往今来的一条铁律。那就是，在时间面前，一切努力最终只是徒劳无功，一切希望都与虚妄重叠，而一切欲望不过是镜花水月。站在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二十世纪的站台上，乌托邦土崩瓦解的废墟、后工业文明的甚嚣尘上以劂人性流离失所的场面，都落人了福克纳的匆匆一瞥中。在这部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品中，幅克纳以深刻的时间意识，印证了海德格尔的名言：时间无法回避地构成了人的存在。
(二)
今天，当市场主义的潮水以一种汹涌澎湃的方式，ih罗西尼表的广告词——“时间因你而存在”响彻耳际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有耐心去论证那个由先锋物理学家提出的、遥不可及的话题：150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拧动了时间发条。不过，对人类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概念的形成，的确应该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期，追溯到人类关注宇宙的清澈目光里。在那个时候，遥远的先民为了预见洪水泛滥的时间，为了准确把握生活的节奏，已经注意到了时间流逝与日升月落、与星空从地平线一方挪移到另一方之间的密切关系。《诗经》、《尚书》中以多姿多彩的文字与敏感细腻的笔调，记载了众多星空与时令的关系。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古埃及人将天狼星黎明前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日子，当成一年的起点。在先民的眼里，通过天体在广袤天空中的运动来确定时间，正如现代人抬起手腕，根据钟表的指针扫过钟面的刻度来衡量时间一样自然。星空指引了时间，时间决定了时令与历法，历法又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东西方的古代文化，在点点星光照耀下，折射出了天文学的底色。
(三)
在人们仰望苍穹，与天空作会意的交流的过程里，人类的理性也在缓步前进。可以说，时间概念的确立，成为托举人类理性的“上帝之手”。渐渐的，天体的运动、轨道以及循环，让人们将理解宇宙、世界以及自身的重心，从魔法与巫术中移到了科学及其理性原则上来。从此，蒙昧的世界在时间的整饬下变得有序了，晦暗的生活被时间之流冲刷得闪闪发亮。人类的童年期成了漫长的时间格律诗中一个欢笑无虞的章节。
但是，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线性品质，以及它与个体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这个时代里埋下了不安的种子。如果说在这个时代，因为东西方的圣哲们不约而同地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依据，并成为两千多年来人类历史绕之旋转的轴心的话，那么，这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轴心，大概就应该是时间哲学。站在湍急的河流边，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喟叹：“人不能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这两句平常的道白，却以一种惊人的质朴，从东西方同时触及了时间哲学的核心。当然，在东西方哲学思想朴素的辉煌背后，人类面对时间之箭时束手无策的幽暗境遇，同样昭然若揭。
(四)
时间传递出的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哲学电波，率先被敏感的文学家接收到了。正如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所说的那样：“在属于内心与外在世界的两种经验之间搭任何桥梁，时间都占着最关键的地位。”日升月落，春温秋肃，陵谷变迁，鱼龙曼衍。时间的不可逆转，使得生命如同石火风灯，禁不住死神轻轻一吹。《红楼梦》中秦可卿的魂魄，向王熙凤暗示了生命必然终结时的恐惧：“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而象征死亡的骷髅的意象，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五幕、《庄子·至乐》和拜伦的诗篇中频频闪着磷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古诗十九首》)，既然“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兰亭集序》)，人们能做的，恐怕就只有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部小说写的那样，去“追忆似水年华”了。
“时间之箭”让人忧心仲仲，心生疑惧，是因为它从宇宙的起点指向了宇宙的最终坍塌，从生命的发端指向了生命的终结。这一点，即使是持时间循环论的人也无法回避。不过，人类不愧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他们创造性地借助耶稣基督灵生的事件，将时间与自身，纳入了统一的历史进程，’也将线性的时间，直截了当地建立在了西方文化的传统之中。而耶稣的生、死与被钉十字架，都是惟一的事件。因此，这一系列事件赋予了时间意义和方向。这大概就是公元纪年为什么从基督诞生算起的原因。可以说，基督诞生是一个由时间证明又证明时间的历史事件。时间与历史相互给出了刻度，并为对方承诺个别性的标志的同时，也实现了彼此的抵达。不可逆时间为进化的历史观念、渐进的社会理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念的到来，铺下了红地毯。
到了十七世纪，惠更斯发明了第一部摆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计时的精度也在不断提高，自然界的“机械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甚至是可以预言的。当披着长袍的教土们站在烛光点点的《耶稣受难图》前，向世界传布天国的安宁之时，时钟技术的发展将时间从人类时间中分隔开来。在十七、十八世纪经典科学所描述的宇宙里面，自由意志和偶发事件都是多余的。宇宙在理性的阳光炙烤下，成了一台闪动着骄人光芒的大机器。所以，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自豪地宣称：“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由于它自身的本性……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地、均匀地流逝。”甚至即使时间倒流，现代科学殿堂的廊柱——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海森堡和薛定谔的量子力学，同样岿然不动。因此，在诗人、作家、哲人被时间蛊惑的时候，科学家却一直试图冷却时间在事物中的热度。在理性的鞭子抽打着科学的陀螺飞速旋转的时代里，时间被抛掷到了边缘，成了“被忘却的维度”。这也使我们更加相信，在喧腾的科学剧场中，时间不过是一个孤独寂寞的后排观众。
但时间的确是无法忘却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蒙在人类理性面孔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布，被“时间之箭”挑破了。历史文学的不可逆时间与牛顿定律的对称时间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让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也显得无能为力。那种以为能一劳永逸地对时间作出命定性回答的想法，不啻痴人说梦。时间可逆还是不可逆，都不是一句话能轻松打发的。如果用新兴的热力学定律和动力学混沌来解释，可预见性与确定性都站不住脚，一个钟表式的宇宙更不用谈了。可以肯定的是，混沌是主导，过去是固定的，未来是开放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重新发现时间之箭，寻找到“失落的世界”。
(五)
圣·奥古斯丁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朋，便茫然不解了。”古往今来，时间就像禅宗的语言那样无法言说。它的变动不居与捉摸不定，使得它的“过去”不复存在，“现在”是飞逝而去的一瞬间，而对于“将来”的预测，则显得晦暗难明，如同李白的诗句中所写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记得加缪在他那部富有隐喻色彩的小说《鼠疫》中，曾用它独有的存在主义者的笔调，描述了鼠疫的影响同一时间里，在众多市民心中产生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的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惑，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而现代意义上的时间的悖论，恰好隐藏在这一段锐利的语言当中。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时间的枷锁之中。人类的理性使人意识到了时间，把握了时间；同时，也是理性，使人总是希望尽力摆脱时间的羁绊。但他们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都无法跳出时间磁场的吸附，就像西西弗斯耗尽心力，也无法将滚石推上山一样。相反，在时间的捉弄下，人类的执著每每成了笨拙，圣战往往成了游戏，而乐观主义的峰顶常常被悲凉之雾笼罩。这就像钱钟书嘲弄的：时间不过像家中那只慢了五个小时的计时器，“5e意中包涵了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围城》）
不过，人类走出了这种似乎是宿命的伤感，从他们自觉地仰望星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朦朦胧胧地重构自身与时间的关系。他们试图以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证明和确认自身与自身所处时代，超越时间的价值，就像《约翰·克里斯朵夫》结尾处那个背负着沉重的明天的日子的男孩，永葆一颗“赤子之心”——虽然时间让人类迷失在了混沌里，但这种迷失，注定将成为新的突围与领悟的起点和动力，引导人类通向新的人性的觉醒。
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龙，
一条具有哥德尔精神的龙，
一条拼命想从二维平面挣扎出来的龙。
——道·霍夫斯塔特《ＧＥＢ——一条永恒的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