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从《孙子兵法》基本原则看美英攻打伊拉克的得与失

作者:黄朴民




  美英联手倒萨,悍然发动攻伊战争,无疑是强权逻辑、非义行径,然而,感情上的义愤代替不了理性的研究,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判断是一回事,对战争本身进行冷静的分析、客观的解读则是另一回事。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我们不妨拿号称“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基本原理,来审视、评点美英攻伊战争的得与失,从历史与军事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深化我们对这场战争所呈现的战略战术特点的理性认识。
  也许有人会说,《孙子兵法》好是好,但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董”,用它去解读当代战争实践,不免有方枘圆凿、乱贴标签之嫌。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孙子兵法》从哲理层面上考察战争现象,揭示战争规律,总结战争方法,是战争艺术的高度抽象和升华,具有超越时空的启示意义。古往今来,战争形态虽然已有重大变化,战争的技术因素更呈示日新月异的面貌,但是指导战争的一般艺术与规律却没有本质的区别,掌握战争主动权,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等等,永远是赢得作战胜利的不二法门,达到用兵上乘境界的基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孙子兵法》观照伊拉克战争必定能使我们拓展视野,透过历史的苍茫把握住现实的本质。
  从《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分析,在作战指导,也即战术制定与运用上,美英联军这次作战行动是基本符合作战的一般规律的,大体上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美英联军对敌我双方军情的了解、掌握基本上是全面、具体的,战争的准备比较充分,包括情报的搜集,天候地理条件的认识,作战态势的衡估,都有相对准确的预见,制定了多种可供操作的方案,并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这无疑与孙子“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基本主张相吻合,体现了以掌握情况为展开作战行动出发点的合理思路。
  第二,比较出色地贯彻了灵活用兵,因敌制胜的原则。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又说“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用兵艺术的精髓在于灵活机动,不拘一格,不重复以往的战法。这次美英联军在对伊作战过程中,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兵以诈立”的重要特点。这一是追求别开生面的新战法,以打击伊方指挥中枢为起点,不按过去常见的先空袭,尔后实施地面进攻的战法来展开行动,而采取了空袭与地面作战同时展开的战法,这本身就是对新的作战理论的实战检验,反映了美英联军指挥者善于创新,勇于进取的胆略与魄力。它的意义不在于表面或暂时的战果大小,而在于作战理念的革命性与创造性,这正是孙子所推祟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作战原则在当代的具体写照;二是落实作战行动运动性、隐蔽性、突然性的基本要求。孙子曾说:“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衡量作战行动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观察它能否做到隐蔽、突然,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即所谓“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从这个角度分析,前一阶段美英联军的作战意图是基本得以实现的:以比较短的时间里,“并力一向,千里杀将”,迅速开进五百多公里,兵锋直指巴格达,正逐渐构成对敌方最重要战略中心的包围,取得了整个战场的有利态势。三是能客观辩证对待和处理迅速推进与攻城掠地的关系。在作战过程中,美英联军采取“蛙跳式战术”,追求推进的速度,对巴士拉、纳西里耶等城池采取围而不攻或绕道而过的做法,从而保证了主要作战意图的贯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兵临巴格达城下,这实际上就是孙子“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原则的高明运用。尽管这曾给联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从总体态势考察,它依然是有利的选择。四是较好地做到了主次有序,协调策应,正合奇胜。美英联军以南路北进为主力,同时在西线夺取当地两个机场,在伊拉克北部空降精锐的机动作战部队,开辟北方战线,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多点进攻,主力挺进,侧后策应,主次有序,互为协调的整体作战格局。这里,由南向北推进的主力是正兵,而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部队属于奇兵,这种兵力部署与战术运用,恰好符合了孙子“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的作战指导理论。
  第三,基本上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能够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唐太宗李世民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用兵打仗的精髓要义,就在于调动敌人、钳制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所钳制。可见创造条件,掌握作战主动权,是《孙子兵法》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根据孙子这一理论对伊拉克战争双方战场态势、优劣地位进行分析,我们应该承认在总体上作战的主动权操控在美英联军手中。由于双方实力的悬殊显著,美英联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拥有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地位,诸凡作战时机的选择,作战方向的确定,作战方式的采用,作战规模的规定,等等,其实往往是由美英联军所决定的,而伊拉克方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被动挨打。虽然伊方也主动采取了一些偷袭、骚扰战术,滞阻了联军的行动,但这种个别、局部的主动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全局上的被动,也不可能彻底扭转战争的主导趋势。
  然而,从战略的层面进行考察,这次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与《孙子兵法》的战略观念背道而驰的,属于严重的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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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按照孙子的理解,战争活动不是:单纯的军事现象,而是军事、政治、外交等综合因素的有机结合,所谓“道、天、地、将、法”,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美、英等国罔顾国际舆论,绕过联合国,推行单边主义,依恃自己的强大军事实力,希望通过单纯军事暴力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显然是违背整个人类社会良知与公义的极端做法;是对国际法则与和平诉求的严重践踏,:师直为壮曲为老”;即使最终能暂时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其在道义上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其次,美英联军的攻伊战争,从根本上违背了《孙子兵法》的“全胜”战略思想,在战略上属于拙劣的选择。孙子所追求的用兵宗旨和理想境界是“全胜”:“兵不顿而利.可全”,“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子主张“伐谋”、“伐交”,而对“伐兵”、“攻城”则持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现在美、英等国“伐谋”受挫,;伐交’;碰壁,只好铤而走险大举“伐兵”,日后更有“攻城”巷战的可能,这完全是一种投入最大而收益甚微的战略抉择,笨拙而无能,只能证明美、英决策当局在战略上的愚昧无知。
  其三,不论这场战争最终结果如何,都势必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是与《孙子兵法)所提倡的战争善后原则格格不入的,完全属于战略短视的表现。孙子高度重视战争善后问题,认为战胜易,守胜难,所以强调要防止出现战略攻取却遗留后患、得不偿失的局面;“夫战胜而不修其功者,凶,名曰费留。”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其他优秀思想家的共识,如荀子也曾指出t“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矣。”衡量一场战争胜利的标准,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看战争是否避免了严重的后遗症,有无一个理想的善后格局。恰恰在这一点上,这次伊拉克战争的尽头正是美、英等国面临更多棘手问题的开端。它势必进二步激化美、英等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矛盾,给中东地区原本已十分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增添更多的变数,最终的结果,是在给广大伊拉克民众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处于不安全的战略环境之中,为自己战略上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四,见利忘义,片面偏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简单思维方式,与《孙子兵法》“杂于利害”的辩证认识方法相直接对立,必然带来事与愿违的客观后果,并有可能埋下由盛转衰的历史契机。孙子认为战争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利与害的对立统一体,高明的战略指导者都应该看到利害关系的相反相成,如影随形,从而见利思害,化患为利:“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可是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之举,拾恰违背了孙子上述的正确思维理性。美、荚决策当局在发动这场不得人心战争时,眼睛里只看到战争的有利面:控制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使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演变,·’而没有意识到蕴藏在这背后的风险与危机+这就犯下了思想方法简单片面性的失误,是典型的战略败笔。而其一味追求独强超霸地位的巩固,也很可能埋伏下中衰的契机,因为物壮则老,月盈则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是自然的规律。: 综上所述,美英当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其战术上的局部成功不能改变战略上的全局被动,真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诚属不智之举。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序张育仁先生《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王 康
  这是一份现代中国精神家族的墓志铭,中国自由主义新闻巨子们启示录式的悲剧历程,我们睽违了半个多世纪的精神谱系。
  像所有可以传世的著述一样,本书也是全局式退潮中一次英勇的回越,具有深广的时空视野,透露着若许重大消息,令人掩卷扼腕之际、仰首闭目之余,对中国文化“贞下起元”的庄严复兴,再抱希望。
  我与育仁兄同属一代,本应成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命所赋、继往开来一代的我们,却几乎沦为全面悖离中国常道、畸零虚无的一代。在最积极的意义上,我们作为中国历史链条的自然环节,依凭基本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责任,有望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起死回生的最后一代见证者和传人。
  与我们的西方精神同辈相比,与战前战后西方“垮掉”、“颓废”、“嚎叫”、“分裂”的一代相比,我们的精神病痛和道德错乱更需疗救。从尼采到希特勒,从奥斯威辛、达豪到卢比卡扬、古拉格群岛,从广岛、长崎核蘑菇云到纽约世贸双子星座的噩魇,西方确实危机重重,乱像环生,三百年来辉煌全球的西方文明确实正滑向洪水——十字架——世界末日的险境危途,但那终归需由西方去面对,何况西方向来不缺少自己的异端和叛逆。
  尽管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年表已空前紊乱,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是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尽管经历迷失、倒错、断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陷置于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精神荒原;尽管我们因为天真无知,曾经尽情践踏挞伐历经千万载、由无量数农民、诗人、工匠、歌者、樵夫、哲人、渔夫、史官、武士、高僧、禅师、隐士、大师天才、匹夫匹妇、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共同垒筑的文明圣殿整整十年之久,至今未有痛彻的忏悔,但中国文化命脉并未断绝,虽已花果飘零,却无比坚韧,数度从极其艰危的困厄,对中国发声,向未来嘱托。
  在我们从“荡起双桨……推开波浪”到揭发父母、批斗师长的年头,五十五万知识界人士(包括众多自由代表人物)沦为中国文化噩运的苦难先驱,继之是老舍、田汉、傅雷、田家英、潘天寿、马一浮、张志新和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一齐跌人深渊。熊十力曾在无限寂寥的暮年作绝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使孤苦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托宏愿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