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心性价值走向与学术场景估计
作者：刘 阳
修订版的特色一言以蔽之’，是“引入实践观点之反思”。它突破了初版认识论的视角局囿，把文学这一反映活动的成果分为“是什么”和“应如何”，从而高屋建瓴地抽绎出了文学的实践本性，并阐述了文学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有机统一。这是贯穿全书的思想红线，堪称学界一大创获。基于此修订版增加了许多新的理论内容来论证文学认识和实践统一的特性。如谈到艺术想象时，把它和认识活动、情感活动和意志活动分别联系起来考察，分析了其迥异于科学想象的本质。谈到文学语言时，较完整地论述了文学语言的交往功能，及其与描述功能的相辅相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通读全书后，笔者也感到有一种缺憾。或许，这也是包括王先生在内的上一代文学理论学者一种观念上共同的缺憾。它使人不吐不快。是什么呢?在写于十三年前、并收入此次修订版的“初版后记”里，王先生曾说：
特别是这三年以来，文学理论研
究领域新说迭出，动笔前自己感到还
有些新意的想法，现在看来已未必是
那么“新”，甚至有些“保守”了。但我不
会趋时，何况“新”与“旧”也不是检验
真理的科学标准。即使是最新的、最为
轰动的高论，要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也终将会被历史所抛弃。(287页)
对这段话反映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观念，笔者不便苟同，想和王先生作诚恳的商榷。
曾几何时，学界文坛萌动着一种看法，认为十年浩劫期间，钱锺书先生等大家，躲进小楼，埋首学问，行使的是违背了知识分子应有良知的“精神逃亡”，殊不可取。对此，王岳川教授在《中国镜像》一书中作了颇为理性的评判：“是否精神逃亡，不应以是否治国学为标志，而是应以心性价值走向为标志。”关关键是看精神是否有所关爱有所追求，是否意在文化价值的创造性重建。”即使撇开特定语境不说，笔者也觉得，这里提出的“心性价值走向”不失为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总体定位、动力和方法，简言之，即“本质上要做怎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人”及“怎样做这样一个人”这三个问题。
王先生有没有“心性价值走向”呢?有。笔者以为最精当的答案，先生已给自己作过概括了，那便是上引这段话里的四个字：“不会趋时”。作为“心性价值走向”，这四个字在修订版中一以贯之的立场展开，不啻向我们深刻地见证了，王先生是一位不轻易和种种标新立异和流俗之见合谋的、正直、淡泊的人文学者。关于这一点，上一代许多专家学者也都是身体力行，概莫能外的。
然而，笔者想指出，就为人而言，“不趋时”无可非议，我们确实应该成为一个不热衷追赶时髦、“头脑不沦为他人的跑马场”(叔本华语)的人；但就为学而言，“不趋时”却未必一概值得肯定。因为，为学尚且是有其“学术场景估计”的。特别是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敢于“趋时”，善于“趋时”，见准风，使稳舵，方能掀起新的理论波澜。修订版立论深刻，行文严密，是目前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若能意识到这种“心性价值走向与学术场景估计之错位”，从而适当扩充某种程度上对问题的期待视野，学术含量当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
仅举一例。第二章第二节阐述作家的社会责任与创作自由，其中说：“这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在创作时，自觉地顾及作品的社会效果，……因此就必须严格区分仅仅对个人有意义和对全社会有意义的东西，既不应把个人的兴趣当作唯一的标准，更不应把那些只有他自己感兴趣却可能对全社会和群众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拿到社会上来向广大读者兜售”(63页)。笔者能理解，从全书对文学反映实践性品格的推重来看，这样立论是符合逻辑的。问题是，这样立论也符合事实吗?
试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创作，有多少是经过了这样的“严格区分”呢?相反地，许多网络文学作家公开声明要抹平“社会责任”，代之以轻灵的个人化书写，“不良影响的东西”如性和暴力等，被合法地推到了当代读者文学阅读和欣赏活动的前台。这如何解释?也许，这个例子过于极端，眼下探讨网络作品的文学成就还为时过早，那么，再上推至九十年代初期，以王朔为代表的“玩文学”这一赤裸裸的说法，又如何解释?‘王先生的上述断语，恐怕是难以解释这个“玩”字的。但这丝毫不妨碍王朔以其鲜明、激情的精神和创作姿态，开风气之先，被浓墨重彩地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至少是转型期中国当代文学史。
其实，现行文学理论教材的主导原则，仍是“必然性阐释”。它们在体系的大前提下，有明确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逻辑关联，具备完整性。在它们内部，概念和原理是相互支持、说得通的。即如王先生这部《文学原理》，设定实践为基本逻辑起点之一后，把文学、人和社会这经常被人机械地加以理解的三者辩证结合起来考察，得出“审美的文学提升和完善人自身、又通过提升和完善人的途径作用于社会”这一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这种“必然性阐释”我们在任何学科中都不难见到，它已形成了理论文化的一个特色。但是，对于理论而言，它不仅要有构成形态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还要有功能上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或曰“可然性阐释”，即对潜在或正在发生的文学征候的清理、理解和解释。因此，一部面向新世纪的优秀文艺理论教材也就必须具备如下特点：内部的严谨和完整性是其致力的主要目标，对潜在或正在发生的文学征候的适用性(用于解释)并进而产生的指导性(用它掌握的对与不对的标准来指导创作和欣赏)是其主要功能。值此“纯文学”衰落、各种文学泛化现象层出不穷的时代，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这种对从体系抑或理论出发的形而上学弊病构成了有效反拨的“学术场景估计”，有理由缺席吗?
看来，把实践观点引入文艺理论研究，注重文学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影响，诚然是符合人文精神的内在呼唤的，也是符合王先生主观的“心性价值走向”的，但不一定符合客观的“学术场景估计”。假如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往深层次思考，“文如其人”的观念似也宜得到相应的反思。为人和为文，有时恰恰是无妨保留一份有意味的“距离”的——“时”不可“趋”，“趋”则是相对的；“时”亦不可“不趋”，“不趋”却是绝对的。它在相对和绝对的大异其趣中转化和升华，求得高度的相映生辉：人的学术境域日益拓展，人生境界日臻提高。
上述一孔之见系信口信笔而成，蜻蜓点水不足为训，请益于王先生和学界方家，然耶否耶?
(《文学原理》修订版，王元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傅斯年传
·作为一代
学贯中酉的学
术大师，傅斯年
在中国现代学
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二年，对该所的发展穷尽毕生心力，造就了大批国内一流学术人才。作为五四新文化派的干将，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新潮自由主义新文化思想；作为历史学家，他是史料学派或日“科学史学”的倡导者；作为教育家，他曾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加以实施；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一生崇倘真理、，追求学术，痛恨贪官腐败，并始终保持着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空间；作为一位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学者特有的方式，以其思想力和舆论力来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傅斯年也是现代反共产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基于傅斯年一生的复杂经历以及不同阶段生平事迹的具体内容，本着不隐恶不抑善的书史原则，对他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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