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教我如何来想他！
作者：刘自立
这个大院本是旧北大红楼向北的延伸。那里环境幽静，是因为得益于毗邻的景山和故宫。景山自然是四季常绿，郁郁葱葱；而故宫的历史氤氲则百年不散；一个“静”字悬挂在皇城的上空。那是北京几乎惟一保留下来的故都景致。大院在山和宫的东侧，安静的氛围于此。但是其实所谓的安静，正乃是一个阴森的所在。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里早巳静悄悄地发生了许多人亡故去的悲剧，只是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北大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上，五十年代就已立起一座办公大楼。“文革”一起，有造反派来批判周扬破坏了民主广场，他们闹轰轰干了一场，但也未果而终。因为这里的一切，其实是和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五十年代中，他老人家在院子里的教育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而对于我们小孩子，教育楼则是经常放映外国电影也就是所谓内部电影的地方。也许，人们对于这样的文化现象更感好奇。有时侯，小孩子会扒着窗户往里看。
到了“文革”，中宜部人鬼混杂，名声大振，一句“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使得这个所谓的“阎王店”声名远播。那里的幼儿园楼里，居然住着类如戚本禹、林杰、阮铭之流当时的政治明星。晚些时候金敬迈可能也住了进来，好像是住进了新北楼的。不过，金先生和阮先生是后来转变成为反对左派而主张自由的那一类人；而他们反对的立场又有所不同、。我印象最深的是阮铭，围着一条类似五四时代的学生们围的那种围巾，在院子里轩然而过。
而在中学生里，也分成了造反和保守两派，只是泾渭并不分明。我们这个门洞里的孩子组织了一个造反小组，是反对自己的黑帮老子的。虽然这样的反对无根无缘，很快就停了下来。
这个造反小组当时还“接见”了受压绝食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还与老蒯调侃二三……他们通过林杰将老蒯的处境反映到了上面。于是有了周恩来后来冒雨到清华为蒯平反之举。蒯大富风云叱咤的日子没有多长。刘少奇一经打倒，“文革”红潮很快从高落低。毛主席让蒯大富和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合作，否则就通通当做土匪消灭之的事情，说明了毛的政治手段的转变。老蒯们可以泪眼滂沱，但是“天命”若违，就是自取灭亡。记得那时候清华校园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自强不息”……这样的大字报，盖满校园。
老大哥既已经失宠，小弟弟也无幸免。中学里的保守派在“文革”后期，许多人成为逍遥派；而逍遥派中，又有一些人发展成为“漂派”。漂派在北京城里拉帮结伙，各立山头，或者以什么大院为名，如海军大院，公安部大院；或者以个人为名，如什么小点，王五，木头六。他们互不服气，武人也相轻。于是，一日，这样的内斗不请自来，破门而人了。毕汝协曾携带他的一个姓杨的伙伴来我家寻衅，与我和我的弟弟刘双发生了一场喉舌和肢体战。
他在那次电话里说，“……不好意思’，那时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闹。”我答。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服饰文化。首先，“文革”是一种文化现象自不待言，如纳粹也是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下面，有此大文化之子部，涉及衣食住行，歌舞绘画……那时的阶层划分有人说是有了新阶级，有了特权阶层，但是官方是否认的。否认是可以的；在实际生活中，阶层之显，还是很明确的。所谓的北京“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纠”——一些官老爷子弟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服饰，就和老百姓的子弟不同。大致说来，他们常穿着父母的将校呢军服，脚蹬将校靴，招摇而过，颇有一点天不亡我，“相信未来”的气度。比较文雅而内敛一些的，则要在呢服外面套一件外套，或蓝色，或黄色。我记得毕汝协是属于后者。端庄的一张脸，白皙皙的。垫肩很平整。到底是文人子弟，和军队大院里的莽夫有些不同。
“你当时说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你引用一个现代派作家的话说，‘你们说的话就像是嚼树皮……’。”
因为打架的两方面势均力敌，所以就发展成为口水战。
我大笑，“我可是记不起来了。”
其实，我还是记得一些。我记得，毕汝协鄙斥我说那样的话与自己的地位、身份不合，云云。那次不欢而散，离中学生被驱赶和流放之结局已经不远。一种普遍的大消沉，开始在北京城的街头巷尾，大院小楼里弥散开来。
我想，毕汝协是一边过着他的风流倜傥的生活，一边构思他的对于这类生活的记录和创造吧!于是他的消沉，变为一种有着积极自由意义上的消沉——准确说，是一种积极的消极自由——如果可以这样附会的话。而《九级浪》——估计是在1968年末1969年初写就——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心境中悄然诞生的。他以一反常态的写作方式及其主题，以正面接触小人物的笔法，以消解“文革”、“高大全”的庸俗英雄主义之精神为自觉或不自觉之主题，甚至以反道德的激烈诉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福柯语)，以张扬性的自由和美，来反映和塑造“文革”中特定阶层的子弟们的准浪漫主义生活。这个浪漫主义是对正宗浪漫主义的反驳，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生活风格在我们这里的最初的呈现，自无疑问。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见形象，因此一举而被历史推到了前台。一时间，“毕汝协”和《九级浪》，成为那时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们争相传告。
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坊间提到他和他的书的文章开始面世，虽然还是极为罕见；但是作为一个邻居来谈自己的邻居，我的发言还是首次。十年前，我在《今天》杂志上发表过提到他来我家打架之事的短篇小说《编年史的角落》；前几年，又在为《中华读书报》所撰《一代人的爱伦堡》一文中提到他和《九级浪》；前不久接到他亲自打电话后，我更觉得有必要再写一文以尽其详。当然了，解读《九级浪》的全部精神本质和精神内涵，非我一人可以完成，还应有许多有志于此者加入进来，方可展现那个时代的非官方文学的真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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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我在七十年代中叶，也开始写作一些小说，也写一种所谓的非主流文本。如我在七十年代末，在油印本《今天》上发表的几个小说(还应该包括那些未发表的文本)。专文对《九级浪》加以介绍和分析，非本文宗旨。但是简单而言，追寻毕汝协的思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很有必要。
我在电话中就单刀直人地问他，他写小说受哪些中外作家的影响。他说，“我还是保守的。主要还是受鲁迅、契诃夫和萧洛霍夫的影响。”
“现代派和后现代对大陆作家很有影响，你对之如何看?” “我很少看这样的书籍。” 是的，我从他前几年在谢泳主编的《黄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悉，毕汝协先生是手捧一本《史记》或《后汉书》，面对他所居住的纽约的高楼大厦而读之悠然。是的，说他完全生活在以往，可能至少有一半是准确的；同理，说他在英文世界有一半的关注是中国字和中国的文章，也是准确的。 我还记得，他在那篇文章里说，如果将“文革”比喻成为一条大船如泰坦尼克号，它的沉没只是时间问题的话，那么，人们以各种方式逃生是必然的。毕汝协说，有人是乘快艇逃的，有人是游泳逃的，而我，是抱着一个尿桶逃的。话中的幽默依然故我，是灰色的，不是红色的。 他告诉我，“我正在完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小说。是我用来压棺材底儿的。还有就是，我有一部电影脚本已经完成。看看哪里可以用……” 没有几天，他又寄来了他写的一些文章和一张近照。从照片观察，今日之毕汝协已经不是昨日之毕汝协，城府已深的他，和我印象中的翩翩少年，当然是判若两人了。惟有一双眼睛，目光中的精神质地依然坚实，触之可感。他的身边有一男童，他在电话中曾说，“我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再读他的十几篇短文，他今日本真的状态逐渐显露。原来，他的儿子是他和他的露水夫人所生。昔日，他是一个他自称的“美男子”。他为有了一个和昔日之他一样相貌堂堂的男孩而骄傲。他告诉他的儿子——那篇文章是以父子通函的方式写就——希望他的儿子原谅一个昔日玩世不恭的，“问心有愧”的父亲。
他写道：“孩子，我要告诉你，当年，你的父亲是北京城里有名的花花公子……其时正逢‘文革’乱世，一夕数惊，了无生趣，你父仪表出众，颇得异性青睐。于是乎，我一头载进了温柔乡，以此逃避‘文革’风暴带来的痛苦。我变得玩世不恭，喜怒无常。许许多多女子在我身边勾留片刻之后离去。京华地面上被我用体温捂暖的香榻何止百处!
“你的母亲便是这情人系列中的一位
“爱儿，我对你的出生未负责，然而我却要对你的成长倾注心血；毕竟，人生是一个漫漫长路。”“……希望你勿蹈父亲之覆辙……”其坦诚和率真实屑罕见，很有忏悔录中卢梭的游魂影幻(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他在海外发表此文时用的化名。今天，他托我在内地酌处发表，是用了真名实姓的)。
他又说，对于他在“文革”中的选择，他是至今无悔的。于是，他就有了时下中国人经常讨论的悔与不悔俱在的矛盾心理。
此外，他还寄来一些较为可读的文章。文中时时流霹他看过的古籍文字的踪影和痕迹。看了这些文字，我尤感突出的是，时空逆转，似可成现实。历史感和未来感，从未像今天一样得以融合化解。虽然《九级浪》的作者和“文革”中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不能避开恐惧，但是从他的共时性人生看，一个人通过文字，是可以在时空隧道中自由穿行的。只是不知道他人在纽约，对于美国的文化抱有什么看法。许多在美国的朋友回京时；多是接触过外国文学而口必称纳博科夫的。
我现在将“文革”研究专家杨健的有关文字录入于兹，以便读者知大概有十万字篇幅的<九级浪》之一二。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像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的“女神”一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弧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的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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