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从徐致靖谈到《古城返照记》
作者：王学泰
从徐致靖(1844-1918)所受的处分来看；他应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然而近代史对这位新党人物研究很不够．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徐致靖条”连他的生年都搞错了<错为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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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本是江苏宜兴大族，徐致靖的父亲徐家杰字冠英，号伟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长年作地方官，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占籍宛平，遂为北京人。有三子，臻寿、致靖、致愉，(后面谈的徐凌霄为致愉子)，以致靖(字子静)最为有名。他是光绪二年(1867)进士，戊戌时他官拜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徐家人有点“与时俱进”的意识，徐家杰与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为同年至交，思想比较接近，倾向洋务派。到了徐致靖及其子辈则倾向革新变法，这是跟着时代前进的。
徐致靖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1868-1900)、次子翰林编修徐仁镜(1870~1915)及其侄举人徐仁录(康有为的学生)都属于新法派。仁铸是光绪十五(1889)年进士，二十二年(1897)任湖南学政。当时湖南巡抚是债向变法的陈宝箴，湖南遂成为变法派的大本营，聚集了许多维新人士。仁铸在湖南奖掖维新士子、推动变法，还致书请父亲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谭嗣同、粱启超等人。致靖于戊戌(1898)四月二十日(阳历’6月8．日)上书皇帝(请明定国是疏)(是康有为代拟)要求光绪正式推行新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U日)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戊戌变法正式开幕。变法开始后(6月13日)，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等力主变法的领袖人物。光绪皇帝四月二十六日下诏说由于徐致靖的推荐，康；张二人准备于二十八日召见。在变法中徐致靖多次上书，主张废八股、开书局(翻译西洋书籍)、裁冗官等。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戊戌变法中徐致靖的重要作用。变法失败，慈禧最恨康、梁(她认为康粱是挑拨她和光绪“母子关系”的首恶)。但康梁都是被徐致靖引到光绪身边的，慈禧对徐致靖痛恶可以想见。 ’徐致靖意外逃生，其外孙、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认为，徐致靖侥幸未死是由于李鸿章的援手。当时李鸿章在朝中已经是举足轻重了，他转托慈禧身边的红人荣禄，荣禄向慈禧说：“徐致靖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又说他升了礼部右侍郎，皇帝并没有召见。用以说明他不是“帝党”。这样才保下徐的一条命。据徐家后来回忆说，徐致靖五十以后即患耳聋，而且聋得特别厉害。光绪召见变法人士，怕太后安排的人在门外窃听，声音很小，徐致靖根本听不见；所以不是有特别紧要的事情光绪不召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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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徐致靖坚信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其侄婿言謇博去探监，徐不谈家事，对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过了两年，庚子(1900)事变，八国联军打人北京，慈禧、光绪西逃，清统治机构瘫痪，监狱自然也不例外。刑部大牢里的犯人都跑光了，’可是作为忠臣的徐致靖觉得自己仍是大清国的犯官，不能被外国人放了，不肯走。当时管刑部狱的司官乔树楠是徐致靖的年侄，平时很照应他，此时来监狱告诉他，明天狱中不开饭了，徐致靖才无可奈何被其于接出了狱。
出狱后，徐致靖没有跑回老家，依然“待罪京师”，两个月后，得到“老佛爷”赦旨才离京到杭州度其余生。后来，徐致靖的思想又有所变化，辛女革命之后；他指示孙子、外孙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有个军机大臣的儿子问他：“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徐致靖回答说：“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满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张勋复辟，反对康有为参与其事，可见徐致靖晚年虽然未参与政治活动，但其坚持进步的思想倾向并未改变。
洋务运动多靠一些取得较高的位置的士大夫推动，而维新变法主要是在下位的进步士大夫领导和推动的。身在高位的官员参加者不多，特别是熟悉朝中情况的京官·，平常谈谈新法、议论议论革新，也很时髦，但很少有愿意拂逆慈禧太后心意贸然投入带有轰轰烈烈色彩的戊戌变革运动中。大老翁同龠支持变法与他是光绪帝师傅有关，他希望通过这场变革把太后的权力转移到光绪手中，这是他作为师傅的职责。这一点慈禧也有所警惕，所以光绪的《明定国是诏》一下，翁同龠马上被慈禧开缺回籍，在政治上一捋到底。在高宫中徐致靖是个异数，他热情地支持变法，并没有个人利益搀杂在里面；甚至新法中有些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对徐氏家族的利益有所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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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时社会崇拜科举，平人之家中个秀才都被视为改换门庭；欢欣不已。而徐氐一家举人、进士、翰林联翩而出，其家乘《繁衍集》中把清中叶以后徐家科举盛况概括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同登科”；“一时同堂五进士”；“父子三翰林”；“三代十科十二举人”(转引自竺青《(负曝闲谈)考者徐一士考略》)。从这些概括中可见徐家科举之盛，他们一家被人们歆羡自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走上仕途的人们只要不出常格；自然会有好官美职可做。而变法中有“改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条款，自是对他们赖以起家的传统科举制度的挑战，不少靠科举起家士大夫对此是持保留态度，有的甚至是痛恶的。鲁迅就说过他小的时候，家中大人对新法不满，曾让他抄写著名守旧官僚许应骥(许广平的前辈)反对新法的奏折。由此可见徐致靖支持变法显然是摆脱了世俗之见和个人的考虑的。徐家一些人仕人士参与变法运动是为爱国心所驱使的，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走这条道路。
戊戌事变以后，徐家宦途式微，但皇权专制的社会也走到了终点。徐致靖所代表的当属最末一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了；庚子以后，新型知识分子产生。徐致靖弟弟徐致愉的儿子一辈徐仁锦(1885-1961)笔名凌霄；徐仁钰(1890~1971)笔名一士，就与其堂兄徐仁铸等不同，可以归人新式知识分子了(虽然由于时代与家学的影响，士大夫的色彩并未褪尽)。两人均就读于济南山东高等学堂，这是国学、外语、现代科学知识并重，半新半旧的学堂·。他们后来经过学部考试，取得举人出身，因为是从“洋学堂”培养出来的，世称为“洋举人”。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举做官“兼济天下”了，而是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性的活动，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后来蒿目时艰；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纸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成为民初与黄远生、邵飘萍齐名的三大名记者。后来徐凌霄与其弟徐一士都以写作谋生，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
’ ·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是他的代表作品，此时他与叔父徐致靖及堂兄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民初徐凌霄给上海报纸写专栏“北京通讯”，外交家顾维钧出使北美，爱读徐凌霄写的“北京通讯”，称赞他的文章“有组织、有思想”。可见徐凌霄虽然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颇能跟上时代，一点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记》很像旧式文人写的笔记掌故；零零碎碎记载一些有趣的事件以为谈资。实际不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以记述掌故轶闻为主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故事，虽然人物形象不是那么鲜明，故事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但有了人物与故事这两项，就与单纯的笔记掌故划清了界限，成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从思想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录无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场、学界和梨园的趣闻轶事，也都是士大夫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五四运动”。时期大声疾呼变革的先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现在我们都怀念古城的原貌，尤其当我们想到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是个“大文物”的评价，更使我们对老北京思念不置。这多是因为想到这些古代遗存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从而惋惜它被拆被毁。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对它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因为作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首先是封建专制政治堡垒·，是统治全国的神经中枢。匍匐在“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者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从这段对“老北京”的调侃上可见徐凌霄对北京这座古都的态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内外城、皇城、紫禁城大致不过是“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这种类似监狱的“圈圈”不仅是控制百姓的核心，即对皇帝来说也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徐氏这样新知识分子对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雾沉沉黄泉路上，阴惨惨来到了天日无光”。这不仅仅是说北京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水土气候，也是讲北京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情景。书中以“五千年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处理的两个事例作为开篇，解剖了专制制度及其代表者的残忍和昏聩。这两个掌故是王锡侯《字贯》文字狱案和英使马戛尔尼朝觐案。这两个看来不相关的事情，确实展示乾隆盛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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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贯》是一本乾隆间文人编的一部字典，在序言议论了几句《康熙字典》，被讼棍所告。事闹到乾隆皇帝那里，他看了看《凡例》，发现其中有康熙皇帝“庙讳”(名字)和自己的御名，又列在孔子圣讳之下，勃然大怒，下了一道“上谕”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于是王锡侯被处“斩立决”、子孙“监斩候”。王锡侯犯的是什么罪呢?只是在初版《宇贯·凡例》中提到“玄烨”是圣祖(康熙)庙讳，“弘历”是今上御名，为文时要注意避讳(按原书已被销毁，这里据审讯时问答拟写的)，而且这一点在再刻此书时做了改正。读者可以看出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惩治思想不轨的文人，而在于强调皇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性；乾隆也知道王锡侯不会是什么异端，但就是借他的人头叫全体臣民知道皇帝的尊严是一点也碰不得的(一心歌颂乾隆大帝的现代文人如果躬逢乾隆盛世，也不免会落到王锡侯一样的下场)，这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此案例一出，不仅给文人写作带来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要不要宣布要避“圣讳”“御名”等，如不宣布，士子文章中出了问题，考官也有连带责任，如果宣布，那么宣布本身就犯了“讳”。这真是个大难题。聪明的刘墉(刘罗锅)想出一招，在考试前让考场士卒举着牌子宣布。如避乾隆御名“弘历”二宇则写《论语》中的“人能O道”和《尚书)中的“天之O数在尔躬”两个圈圈处是“御名”要避讳。这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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