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1期
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
作者：万 宇
“整理国故的传衍”一章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学术研究与书信论学，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开列国学书目的风气及其文化解读。而我所特别关注的正是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凸显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独特的时代特征，新与旧、中与西、破与立、启蒙与救亡等诸多问题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文化事件”当中，而且对于现在读书界推荐书目也不五指导意义。
让我们还是从推荐书目(也被称为导读书目)说起。指导学子读书治学的推荐书目，追溯其历史，最早的可能要算是敦煌遗书“伯2721号”卷子《杂钞》中的一个“唐末士子读书目”。该目共收书25部，以问答的形式出现。据王重民分析，该目虽说比较简单，但“密切结合着当时的实际情况，挑选了当时社会上最实用的书籍通行的注本，正是适应着当时一般读书识字的人的需要而编辑出来的。”其后又有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清初有陆世仪开列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有李颐的《读书次第》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至光绪元年张之洞委托缪荃孙撰写的《书目答问》更是影响深远，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而这种开列推荐书目的作法与西方的教育手段也是不谋而合的。一篇篇看似简单枯燥的推荐书目，实际上搭建了一种精神阶梯，一种受到认可的文化门径。
从其产生的根源来看，推荐书目的出现，与阅读需求的不断分化与大批量文献的出现有关，古代雕版印刷书及近代石印术铅印术的普及推广使得图书广泛传播，因此读者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时，就出现了张之洞所谓的“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推荐书目往往是针对特定的阅读群体，没有哪一个书目是开给所有人的药方。另外，推荐书目的开列者都是教育界或文化界的名流，往往是因为其身份、地位受到认可与重视，所推荐的书目才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下面谈及的胡适、梁启超等开列的推荐书目，他们的导师心态是溢于言表的，他们如何选择、组织书目的内容，可见折射出他们对于时代、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青年问题的理解和内心的波澜。尤其是在西学东渐趋势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特点尤为明显。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时间段的推荐书目频频出现，一方面它是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波不绝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受欧美大学教授在授新课时开列参考书目风气的影响。而其风气可以说是由胡适、梁启超两家书目而起。胡适希望以开书目的方式引发学生治国学的兴趣；而梁启超想以开书目这种课程小敲小打的方式为学生调配健康成长的营养，以固其根本，两人出发点不同，但从“最低限度”、“必读”这些词眼，可以看出他们殷切的期望。
光绪十八年，梁启超撰写《读书分月课程》，分为“学要十五则”，“最初应读书”和“读书次第表”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将西学书与经、史、子、理学书并列，是这一推荐书目承前启后的特点。胡适的推荐书目最早见于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所刊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学生之请，其目的是“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用途明晰，所针对的推荐对象也非常明确。但胡适还是从中寄托了自己对于国学的理解与理想。这个书目“也是一个法门”，那“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同时书目也可作为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指南，而这些生发而出的意义也赋予这份推荐书目以沉甸甸的思想史分量。
“书目”包括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它在很多地方确实体现出胡适所倡导的历史的观念和系统的研究。书目的思路，其实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的研究国学的三大方向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在所开列的十三种小说中，有七种是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他在书目中还将自己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章实斋年谱》、《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和《清代学术概论》列入其中，以此法将自己纳入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的行列中，这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一种表现，试图以此引领年青的学生接着他的白话文学史和思想史两条线索继续下去。
胡适开列的国学书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第一次以“思想史”、“文学史”的线索来贯穿零散的书目而成为两个系统，这是他整理国故的目标，同时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动向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导向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这个书目也有很大的缺点，梁启超就指出其弊端在“挂漏太多”和“博而寡要”，“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目混为一谈”，另外推荐的图书太多，佛学书过多，史部书缺少也是胡适的书目之弊。
胡适在原书目中圈出三十九种另加《九种记事本末》共四十种，作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梁启超也因《清华周刊》记者之督促，也于1923年4月26日“专凭忆想所及”撰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共分五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胡适的书目在著录上多点明版本和书的内容，梁启超的书目则在分类较细的前提下，更注意书的读法。这种指导性的注释语使得梁启超的书目有更强的实用性，但书目仍过于庞杂。
在两位学术界中心人物开列推荐书目的影响下，推荐书目更是层出不穷，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京报副刊》孙伏园发起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书目的活动，又一次使学术界与教育界关注推荐书目，也因此引起了不少争论与有意思的现象，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从1925年2月11日至4月9日，《京报副刊》刊出78位文化名流所推荐的书目，除胡适、梁启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马裕藻、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先后执笔。在《京报副刊》的征求之外，李笠、汤济沧、王浣溪、汪辟疆也开列出不少书目，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在头版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其中后一项是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撰稿。放置于今天审视，仍不失为一个有意思有价值的选题，既可以让青年人积极参与，又可以聆听专家学者的声音，对于精神文化领域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在征求和刊发的过程中，能够听到很多争论的声音：
“何谓青年”?“何谓必读”?为何定在“十部”?“课本是不是必读书”?“饱学之士爱读之书是不是青年的必读书”?如果说这些争论还都停留在对于推荐书目本身的科学性研讨之上，那么“为什么对现实社会没有用的书那么多?”读古书“都是失时而不适用的无益的而有害的”之类的问题就涉及到一个超出推荐书目定义域的问题了——“读古书与救国”。
’
本来很单纯的国学推荐书目与新式教育、启蒙救亡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内涵。几乎是个巧合，这些国学推荐书目与新文化运动几乎属于同一个时间段，它们是“五四”反传统的一种反弹?还是与时代潮流不谐和的音符?《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书目当然出现了中西调和的倾向，但整体看来，书目的重心无疑是偏向国学书，如马裕藻、沈兼士、易培基、马叙伦等几家的书目，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学书。在新文化运动方兴之际，又转身回到传统的氛围之中，确实是一种不协调的音符。由此生发开去，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何理解文化的互相渗透与交汇?如何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如何在青年人中推广、普及文化?推广过程中如何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显然，在推荐之前就需要有个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值得推荐，什么尽管流行但并不值得推荐?那么什么样的人有权利、有资格做出这种判断，无疑也成为推荐书目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判断因素了。《京报副刊》在征求必读书的过程中，也先后收到江绍原、鲁迅、俞平伯三位的“白卷”(即无必读书目)，江绍原说“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俞平伯的意见和江绍原的差不多：“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他们的意见是针对中国青年这个庞大的阅读群体，很难针对其需求做出价值判断，推荐图书，显然是对《京报副刊》的命题存疑。
而鲁迅先生的“白卷”则令当时的人们大为震惊。在附注栏里写有这么一排文字：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
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
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
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
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
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
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
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里不做详述，将其放置于当时的语境中来理解，这种极端的举动也许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是抵制复辟风潮的反传统方式，倘就思想意义而言，鲁迅交的“白卷”，以其极端的形式昭示了他对时代的理解与对青年人的期许，给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
由于对其意义和作用的理解不同，在这个复杂语境中，推荐书目负载了太多的文化意味，成为特殊时期的“文化事件”。之后仍有余波。胡适始终没有放弃在他的推荐书目中所体现的教育层面的尝试，也在选择白话小说作为中学课程、古文教材选本等问题中始终坚持了他的理想。1925年上海寻源中学教师汤济沧参考梁、胡等推荐书目，印行《治国学门径》一书，其中有自编的《中小学国学书目》，旨在为学生“指示研究国学途径之用”。应该看到中学教师也开始关注国学的普及与教育，实在是件可喜的事情。应该说，“推荐书目”受到社会各阶层如此的重视与普遍关注，这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很少出现，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胡、梁二目，不难发现他们的书目都有过于浩繁的特点，有多少学生能按照他们的指示循序渐进呢?然而，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开列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庞大书目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些书目多少负载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对于振兴国学、使国学不致难以续接的理想。但是理想与现实存在着距离，从他们不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