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3期
北大老教授 的耶鲁三题
作者：何九盈
WIFE
BORN MAY，27， 1766．
DIED JULY，25, 1847． 碑身朝南的一面刻着他儿子的生卒年月日，北面刻着他女儿的生卒年月日。 诺亚·韦伯斯特，一家四口年寿都很高，他本人八十五岁，妻子八十一岁，儿子九十八岁，女儿年寿最低，也享年六十有六。这家两代人都经历过战争。诺亚夫妇的青年时期遭逢独立战争(1775~1783)，他们的子女遇上南北战争(1861—1865)。两次本土战争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灾难。他们父子母女，最终团聚在一块墓碑上。韦伯父子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清朝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这期间中国也出现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的墓碑在哪里?他们的家族小墓园在哪里?
美国人的家族情谊，夫妻情谊，我完全是从墓碑上读出来的。墓园东边柏树路中段，有一座家族小墓园，编号为41、42、43，正中央的方锥体主碑，高达十几米，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尖顶。碑身南面刻着一长串名字，记载这个家族二百多年间死者的生卒年月日。第一代墓主提摩西·特罗布里奇 (TIMOTHY TROWBRIDGE)，生于1631年，卒于1734年，他谢世之后的第62年即 1796年，园林街墓园才建成，他的墓显然是子孙后代从别处迁进来的。这个家族小墓园，主碑周围罗列着各种形状的古碑。有的像八面玲珑的小宝塔，有的像四面招风的纪念亭，有的像平顶石棺，有的碑身为十字架。这个小墓园后面，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在他们的家人、亲人、族人中广泛流传。一身兼有商贸家、军事家、政治家三种头衔的特罗布里奇，应是这个家族引以为 荣的成功人土。
夫妻同碑，在墓园随处可见。我特意介绍韦伯斯特墓碑上的文字，立意就在于此。“两地关系”问题，“户口”问题，在美国人的生存经验中似乎属于不人道的荒诞社会现象。生则同行，死则同碑，乃天经地义。在近年立的墓碑中，往往男墓主生卒年月日俱全，而其妻只刻着出生的年月日。查尔斯·牛顿的墓碑刻着：1923．1．18-2000．2，14。其妻安妮只刻上出生年月日：1930，6．5。还有一墓碑，丈夫卒于1952年，妻子的卒年为1974年，相隔22年，从字迹和色泽可以看出，妻子的卒年是后来补刻的。若仅从这类墓碑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美国的丈夫都先于妻子而卒。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墓碑：妻子的生卒年月日俱全，丈夫的卒年等待死后填补。可证妻子卒后，如果丈夫还活着，并不马上立碑。森林之神路(Sylvan Ave)有这样一块墓碑：夫妻均生于1875年，妻子卒于1944年，当时并未立碑，直到二十一年之后即1965年丈夫过世，才为夫妻二人共立一碑。学敏说：在墓碑问题上，美国似乎也有重男轻女夫为妻纲的倾向。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此话并非毫无根据。但既然生死不齐，立碑就有先后的问题。如果硬要以此论平等，那就只有同年同月同日死了。而这样的巧合，我们只找到一例。枫树路住着一对十九世纪的老夫妻，丈夫生于1803年，妻子生于 1808年，二人均卒于1880年11月29日。
我们走访的第二位墓主名叫埃利·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来纽黑文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惠特尼其人。事实上，在纽黑文，他的声望远远高于韦伯斯特。这里有以惠特尼命名的街和路，墓碑上刻的那篇颂辞也深深地表达了本市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之情。惠特尼是发明家，发明过轧棉机，改进了步枪设计。碑文赞誉他为“实用科学技术有能力的最初领导人和改进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纽黑文工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墓地也在槐树路，与韦伯斯特和耶鲁第11任校长波特是左右邻居。这也是一个家族小墓园，墓碑形状为我前所未见，像一个高1米3左右、宽约60厘米、长约1米6左右的长方形书案，底座略宽，顶层如同一本摊开的书，两头呈卷轴形。碑座西头刻着生卒年月日，南北两面刻着碑文。通体为红褐色石料，古朴庄重。
出生于纽黑文死在纽约的另一位发明家查尔斯·古德依尔(Chades Goodyear， 1800~1860)住在北边的梧桐路。此人于 1839年发明橡胶硫化处理法，因专利被人侵犯，不仅未因发明而获利，反而负债入狱，死于贫困。可他的墓地颇为气派。地势略高，须登阶而上。墓碑也是长方形，从底座到顶层有九个不同的层次。主碑四周也有不少小碑，这是家族墓地的特点。
我们也走访过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1721~1793)的墓地，他住在枫树路，与耶鲁第五、七、八、九任校长住在同一条路上。他的墓地很不起眼，那块并不算高的长方形纪念碑上刻着他的丰功伟绩：美国大陆会议代表(1774年，1775年)，《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1776年)，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曾提出双重代表制两院议会的“康涅狄格妥协案”(即众议院按人口分配席位、参议院每州两席位的折中方案，1787年)，打破会议僵局，为避免会议分裂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联邦政体的基本模式。纽黑文于1784年正式建市，谢尔曼为首任市长。
长眠于此的还有墓园的创建者詹姆斯·希尔豪斯(James Hdlhouse,1754-1832)。据资料介绍，他住在柏树路，可惜我未能找到他的墓碑。此人是律师、军人、政治家，对 纽黑文城市的建设贡献有二，除了创建墓园这一项，还有提倡广种榆树，至今纽黑文还保留榆树城(E1m City)之称。他的女儿是一位能干的商业家，也是一位慈善家。
人住墓园者是否都是社会名流呢?是否只有几级高干才能长眠于此呢?墓园管理者说：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花五千美元，就可以由此进入天堂。五千美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四万多一点。王力先生在万安公墓的那块小墓地，购于八十年代，也花了四万元。按美国人的收入而言，五千元的确算不了什么。
对墓主的身份、地位，我们不可能一一进行考察，从墓碑的大小、形状判断，平民应占多数。有不少碑只有姓和名的缩写，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有的墓碑高不及1尺，宽不过七八寸，“高干”不至于如此寒酸吧。何鲤还在北墙根下常春藤人行道旁发现一个婴儿墓。墓主生于1880年12月4日，卒于 1881年7月23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七个多月，当然不可能是“社会名流”。这个墓地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还特地为它拍了一张照片，一是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小小的摇篮；二是平躺的小碑前有人新近摆放了两件玩具——一个大熊，一个小熊。这是什么人摆放的呢?从1881年(相当于清光绪7年)到现在，122年过去了，他没有了直系亲属，更不可能有子孙后代，谁还会来凭吊这个婴儿呢?学敏推测说：惟一的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们的后代。此推测如果成立，美国人的家族情怀，关爱每个个体生命的情怀(哪怕是古代就已夭折的生命)，就真值得我们严肃看待了。
纽黑文城市虽小，可它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国际交往颇多，免不了会有异国他乡的孤魂长眠于此。西北角那棵榆树下就有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教授，名叫西尔维亚(Sylvia)，她于1979~1993年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非洲艺术。墓碑正面上端有她的头像，背面刻着她的《西非游记》中的一句话：
We an yearn
For transcendence，
For immortal life，
To be part Of the future． (我们全都渴望卓绝、不朽，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在梧桐路，不经意之间，一块刻着汉字的墓碑突然出现在眼前： 丞雨高光林博士 Kwang lim koh Oct，
20， 1920 Sept， 17， 1989 碑约一尺宽，两尺长，乎躺在草地上。这位高博士，不知何许人也。在这个英语世界见到这一行汉字，能不格外亲切?汉字是我们的标记，也是汉文化的根。在哈特福德参观雪松山墓园时，也见过几块汉字碑，墓主的祖籍都在广东。广东人为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大概只有福建人可与之相比。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华人长眠于此?他们的灵魂是在阴曹地府呢，还是已经升天?“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我祝愿死者升天。
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崇尚多元，墓碑的造型也是不拘一格，各有千秋。走进园林街墓园，就像走进了墓碑艺术展览会。占地多而又难看的中国式坟堆，极为罕见。墓的唯一标志是碑。大抵十九世纪的墓碑，气势巍峨，风格凝重，家族小墓园比较多。二十世纪的后来者，承祖宗余荫，栖身小墓园，这就省事多了。也有几处小墓园是二十世纪后期新开辟的，但余地已不多，即使有钱也难以大展宏图。
我们笼统地使用“碑”这个词，其实不很确切。中国所谓的“碑”，基本上都是长方 形，只是顶端与底座略有变化。我在这里所说的墓碑，包括纪念碑、纪念门、纪念屋、纪念塔、纪念棺、纪念亭等等。就纪念碑而言，碑座碑身也有种种差异。有的碑身为方锥体，高达十几米，直指蓝天。有的碑身为圆柱形，或光洁，或绕以花纹，或沟垄相间。有一圆柱碑中部刻成一长卷摊开的书，书脊上端有一衔着橄榄枝的小鸟。有的圆柱顶部被削成斜面，或似从中间斫断，大概象征墓主未能终其天年。有的为方形，或方形之上有四檐，檐上又有壶式或葫芦式顶。有的墓碑顶部为立着的圣母像，有的为墓主自身的立像，有的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十字架。有一墓地三块墓碑共一座基，而碑身各不相同：中间为方锥形，右边为一斜削顶端的圆柱，左边碑顶乃壶形，壶盖两边有耳。有的墓碑形似宫殿，碑身四周各有一圆柱。有一墓碑底座四周为拱门，碑身为塔形，上端细如圆颈，颈上为一葫芦顶。另一墓碑碑身如一有盖的长方形凸肚大鼎，鼎底四角各有一兽足，立在碑座之上。海斯(Hayes)的墓碑为一方拙朴的大石头，正面磨平如一页纸，刻着他的生卒年月日，左上角刻成纸被撕裂状，略微卷曲，顶端刻着一枝花。有一十九世纪早期的墓碑，碑身刻着航海的帆船。另一长方形墓碑，上面刻有一具大锚。还有一墓碑的顶部，刻着一只仰躺着的死鸟，不知有何特殊涵义。
有的墓碑结构颇为复杂。雪松路的E， H．TROWBRIDGE墓占地约二十多平米，墓基有三级台阶，台阶之上为碑身，长方形，右侧有一四米多高的水泥十字架，十字架下立着一尊两米多高的天使，其右手搭在碑文顶端。最后一层台阶的左侧有一石缸，里面盛开着紫色、红色的鲜花。西南方有——小墓园，占地约十几乎米，以不足一尺高的条石为界，界石外有一白衣天使，背西面东跪在石基上，庄严、肃穆、虔诚，长方形墓碑平埋在草地上，墓主的生卒年为1921- 2001。小园南北两角各有两株小树，西北角有一白色石凳，可供凭吊者休息。我和学敏坐在石凳上留影纪念，我心中默念着一句唐诗：“又得浮生半日闲。”
美国人是公然信奉自私哲学和个人主义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解释他们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呢?道理很简单：个人和国家是互动关系。个人爱国家，国家也爱个人。美国的墓园文化也为这种互爱提供了明证。我刚到墓园散步时，见到有的墓碑前插着国旗或插着一面圆形的小铜牌，并未特别注意。直到走访韦伯斯特时，看到他的墓碑前也有小国旗和圆形铜牌，细看铜牌上的图像和文字，才知道这是一种荣誉，是国家表彰他的军功。铜牌上端为州名：CON- NECTICUT(康涅狄格)，下端为1775- 1783，中间为一手持长枪的军人，两边共有十三颗五角星。美国的独立战争已过去了二百多年，而这面小国旗很鲜艳，大概有人定期更换。十三颗星代表1781~1789年间的十三州邦联。谢尔曼是1775年爆发的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之一，他碑前的那面国旗更为鲜艳，无疑更换不久。国旗插在铜牌中。铜牌为一马尔他十字，绕以圆圈。十字下端的文字为1775，左端为A，上端为S，右端为R，中间为一执长枪军人。2003年7月4日，我在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门前，遇见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很奇怪的队伍，迈着不算整齐的步伐，在单调的战鼓声中向中心草地挺进。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扛着旧式长枪，头戴旧式军帽，身着十八世纪的军装，与墓园小铜牌上的军人一模一样。原来这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是他们的国庆节。这支小队伍显然不是官方组织的。自发上街游行，表达的是自发的爱国热忱，谁能说美国人不爱国呢!
从墓园的小国旗、小铜牌，使我联想起 华盛顿D．C．的越战墙、韩战碑。2000年8月我在参观这“墙”与“碑”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暂把这两场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搁置不论。单看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如何对待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稍加比较，能无愧疚!死者在天，又有何感?一个社会如果得了集体遗忘症，它的凝聚力从何而来?死者并未长已矣。死者不只是过去的一部分，也是现在的一部分，还是将来的一部分。轻视死者，无异于轻视生者；死者不能升天，生者将入地狱；灵魂无所依归，社会将分崩离析。
园林街墓园的石碑已历经漫长的风风雨雨，有的文字虽已剥蚀，但都精神抖擞，毫无荒败颓废之象。在数以万计的墓碑中，我只发现一块古碑僵仆在地，且已断裂，行将没入泥土。大概墓主已没有后代，或后代已远迁他乡。我为这些墓碑庆幸，没有牛羊来践踏，也没有什么“兵”来破“四旧”。要倒也倒在原地，即使爬不起来了，也不至于被发配去垫猪圈，去修水库，去搭桥修路，去做农妇的洗衣石，去当茅坑的垫脚板。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墓园应列入建设规划之中，墓园应当园林化，墓碑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要再做愧对死者的蠢事了!
呜呼!“哪里有坟墓，哪里就有新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