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3期
请告诉我黑暗的尽头
作者：施依秀
《告别薇安》是安妮宝贝的第一本书。她自己评价这本书“是一个人刚出发的姿态，有很多单薄的锐利，容易被打碎，所以有疼痛”。我愿意相信疼痛是真实的，否则难以接受有读者自称，在睡觉之前看她的小说，觉得被安慰，然后入睡。这些脆弱、鬼魅的爱情故事的背后充满了对爱的掩饰和诋毁，它们变成了死亡、疾病、自恋和孤独的性。这一切不是自由和幸福的定义，更像是一出黑夜的前奏，使人在噩梦里惊慌失措。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安就活不了多久。如果想活下去，生活就必须变成幻觉和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活和不活没有质的差别，之所以选择活的方式，只因还有具可以穿白棉布裙子、旧牛仔裤和光脚穿球鞋的身躯。这具肉体内在的苍老刚好映衬出外 在的艳丽和妩媚，而整个世界是如此不符合梦想，似乎真的随时可以决绝。安说自己“始终在写作，也许是为了找到一条路途让自己的灵魂平静。”她是找到了路途，弗洛伊德称其升华。
我更喜欢理性一点的形式，可在这样的文本面前，一旦理性就会变成分析和批判，就会产生社会责任和抗议。因为自由是对的，但空洞的自由带来对自己和别人的虐待却是可耻的。安是幸运的，因为她找到了这个可行的，并且毫无危险的存在方式，让灵魂平衡。而另一些处在爱和恨边缘的不幸的人们，却沉溺于焦虑、抑郁症、酒精香烟之中，透支着新鲜的生命，并失落了本该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念。问题的重要一面就在于，如果真将生命当成了幻觉，就再没有长大成人的可能了，个人只有迷失于幻觉，亦或模仿杀戮。
在这篇短文中，本想说明一些东西，可能会太满，亦或太重，或者太偏激，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也说不清。
二
记得一次被提问，比较《泰坦尼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杰克与保尔的异同。我回答“他们都年轻”。同学和提问的老师都笑了，好像答案不得要领。但为什么不是呢?时间决定并且验证着他们的选择和激情，对于个体而言，除了先天性格中的倾向，能决定一生的就是年轻时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而且一旦开始，就无法摆脱那样的模式，它们会变成潜在的期待，刺人每一个已经成型，正在成型，即将成型的细胞中。对于安这样的女子，爱情巳被异化成各种冰冷的方式，相互折磨，自虐和虐他。这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吗?
他压住她的手臂，把点燃的烟头
摁在她的背上，听她发出猫一样的尖
叫。这是一个他喜欢的游戏。他说，为
什么你不跟林走，告诉我。他一边问，
一边换一块皮肤再摁下去。她看不到
自己背上的伤痕，就像她不知道她可
以负担的绝望有多重。——《杀》
在这个不合理想的世界里绝望，被孤独寂寞彻底吞没，身体在寻求，却永远无法获得满足和平静，那已经不是爱和不爱的问题，他们失去了爱的能力，即使是折磨到疼痛也感受不到彼此的存在，于是就会有屠杀，有鲜血，它们象征新鲜的快感，成了活着的证据。到这样的时候，杀与被杀似乎是无关罪恶的结局。
她并不是刻意要杀他。她想。她强
迫她去精神病院看病，强迫她吃药。可
是她觉得自己没有病。她只是想让他
抚摸她。她渴望他能够抚摩她，而不是
把她一个人留在黑暗中。她听到自己
身体发出咯咯断裂的声音，有时她只
是恐惧地轻声呼吸。很多时候，她都是
安静的，她只是对他说，别离开我。那
个早晨，她也是，这样低声地企求着，
然后举起扳手，用力地敲向他离去的
背影。——《杀》
是谁要离开她?是她自己。她只是病了。在还没有长大成熟的时候，就中途停下，迷恋上海岛女妖的歌声，执著痴迷于某种爱的感受，然后爱失去了外在的对象，指向自身，变成了自恋。离开了爱的抚慰就无法生存，就像安总自称“离开了写作就无法生存”。有好心的评论者在网上劝告说，“这是一种危险的话语，人总要生存下去，即使不能写作了，也应该从生活中去寻找其他乐趣。一个都市白领女青年为自己的生存设置了一个必要条件，无论如何是危险的。尤其是当她的这个条件很难有所突破的时候——我是指她的作品一直没有跳出她所想象的那部分生活，一旦那些虽然真实但极端灰暗的生活梦想破碎，后果是不堪设 想的。”其实他不知道写作对于安就像恋爱，用文字构筑的虚假的存在方式，不仅可以遮掩记忆中的过去，而且从心理上说注视自己的沉沦也是有快感的，这甚至可以代替那些昂贵的治疗神经症的药片。
真好。我的面具还是甜美纯净。没
有人知道我的心，是这样的苍白和颓
废，还残缺不全。林不知道我十七岁就
和别人同居。不知道我混在酒吧里狂
喝烂醉。不知道我赌钱吸毒抽烟打架。
他最多知道我喜欢喝一杯冰水才能睡
觉。——《呼吸》
蓝开始变得很神经质。每天服用
大量的抗抑郁的药物、失眠，并且脾气
暴躁。她是严重的抑郁症。时好时坏，
反复多次。——《七年》
有人坚持认为后现代是放松，是对感官和欲望的放松，其实后现代更像一个身体成熟心理幼稚的孩子，让家长心痛。如果可以诚实些，不难证明，后现代不是放松，而是紧张，尖锐的紧张、叛逆和焦虑。曾经见过一位写作的女子，她是如此年轻，有令人赞叹的面容，不说话的时候很迷人，但一开口就喋喋不休地谈人的内心、现代艺术，梵高、弗洛伊德、渡边淳一等等。她的不幸福的形态不断地敲击我，显然性不是她们的问题，开不开放也不是问题，自我意识、独立奋斗也不是问题，但是她不停地和心理医生说话，她需要帮助。她说决不放弃写作，为此辞去体面的工作，虽然小有成就，可是在二十出头的花季却告诉我她的心老了。后现代的这些女子天生细腻敏感，并不是认同残缺、孤独、药片，并不是拒绝爱情，却只能用漠然的表情来保卫自己脆弱的心。
他说，你能留下来吗。她说，不行。
她拉开一角窗帘，看了看外面，她说，
下雪了。这是他们邂逅的第一次。他记
得同样的场景和对话。时光无止境地
轮回。生命在里面飘零。他低声地说，
我爱你。女孩冷冷地看着他。别对我说
这个，我不相信爱情。——《疼》
在他迅速冰冷下去的脸颊旁边，
她伏下身轻轻地对他说，我不跟林走，
只是不想和他说再见。我憎恨别离。
——《杀》
一般来说文学和现实是有距离的，但这种类型文本中展示的孤独寂寞感是现代人的病症，却一点也不耸人听闻。大多数读者一定会产生类似的超出审美本身的强烈震撼：因为迷失于被压抑的情感，拿生命作为交换的筹码，这个选择在当代不分男女。
三
其实宁愿相信这是个修辞爱好者的文字游戏，想象力的训练，和一点点靠近人性的心，否则我那么希望永远不要看见这样的文字。这就是全部吗?不是。其中还掩藏着女性关于爱和性关系的理解和不诚实。
安总在写无爱的性。在这个不合理想的世界，安诉说：“我真的不了解你。他说。从来没有了解过你。但是为什么要了解呢。她笑。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告别薇安》)这不是自由的本质，只是绝望的姿态。失落爱的人才会绝望。拒绝爱是反人性的，无爱的性本是人应该超越的阶段。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总会有人摆出这个姿态。处在爱的边缘，安并非不相信爱，因为似乎只有最渴望又最缺失的东西才会拼命去写。看上去，和谁做爱和爱不爱没有关系，只和寂寞有关，而相处的过程更像一个漫长的等待，可以来，可以走，只是要为寂寞找到合适的抚慰，那里是温暖的，脆弱的，需要照顾的，无法实现的真正的生活。
这是我要的，平淡明亮的生活。简
单朴素，却温暖。林轻轻地伏过来，亲
吻我的脸。在每一个他爱着我的时刻。
我是一个多么害怕寂寞的人。我曾多
么寂寞。——《呼吸》
他说，她十七岁开始和我在一起，
已经快七年了。我没有给过她任何名
分。但事实上，她就是我的妻子，我的
女儿，我必须照顾她，也只能照顾她。
——《七年》
当一个女子可以平静地接受各种男人时，可能是他们中没有她真正爱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个人令她爱到了极致，已经五条件了，如此和谁做爱其实并无不同。然而不同于人们在合适的时间，找合适的人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生一堆孩子等等，爱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正是因为有爱的参与，对于做爱，有时做了就和没做一样，有时没做就和做了一样。
当然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女子是没有底线的，她们最为坚韧的品质是：无论是爱还是不爱，都不出卖灵魂，她们不做妓女那样的交换，随时要挣扎，决不妥协。这一点取代了身体成为了生活的底线。
对很多人而言，有些年龄是经不起引诱的，也经不起消耗。安从来就知道自己病得不轻，而且死有余辜。“他在旁边看着她。她二十四岁了。在任何人的眼中，她都还应该是年轻的青春的女孩。应该大学毕业。幻想着美好的爱情。可是只有他知道。这个女孩已经被他摧毁。在身体和精神上，她都是残缺的。”(《七年》)她期望着“还可以正常地爱一次。真正的正常健康地爱一次。” (《杀》)
从安那里可以判断一个女子一生中有三个男人就已足够富有。一个用来怀念，一个用来安慰，一个用来追求，但爱只有一次，所以分裂在所难免。
从十七岁至二十四岁，对于安来说，就是一生。
人有太多的经历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安的写作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在疗伤。倾诉完成后，安妮宝贝离开了上海，去了北京。可人人都有要面对的二十五岁。
四
作为女性作家，这样的身体写作还有更多的价值。她代表了女性的视角、体验、需求、和独一无二的意识。这种文体是女性创造的，这样的人生体味也只有女性作家表现的准确，虽然一定会极端。女子是更容易得病，更易身体化的，表现出那些文字没有历史，没有理想，也远离现实，有文身般雕琢过的阴暗的美。她们是二十世纪末后现代景观中的一角，据说后现代作品都不会让人感到舒服，其价值和喜不喜欢无关。
是不是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性的世界?王小波曾经读了陈染的《私人生活》，然后想对女性文学说点东西，可是他认为小说最后让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应该是失败的。他以为这样写小说的态度是不严肃的。因为正常推理，如果听了一个故事，后来发现讲故事的人头脑有问题，一般情况下，读者会后悔，觉得不该一本正经地听了很多疯话，所以该算是女性文学中的败笔。王小波也写小说，知道写作的辛苦，作为男性，他也努力想尊重女性作家，但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怎么会有这个结局。这当然证明王小波足够健康，同时也说明了客观存在的理解上的隔膜。比如在医学上歇斯底里症几乎就是女性的专利，虽然和子宫的游移没有关系，但的确几乎没有男性得这个病。可以说在女性作品里设置的抑郁症，各种神经症决非不严肃，恰恰敏感的折射出后现代生存的真实处境，这样的文本就好像病历。
文学本身不是封闭的文本，如果谈文学就是搁置问题，那就没有必要。杜拉斯说：“我作品中所有的女人，她们受到外部 的侵袭，到处都被欲望穿过，弄得浑身是洞。如果有幸福的话，它总是同绝望紧密相连，同绝望和遗弃不可分离。”可问题在于女性不能满足于浮现情绪，不能沉溺于自己性别的角落，陷入这样的“后现代生存方式”。一旦不把阅读作为娱乐和游戏，它们将会像毒品，安排一条没有未来的生活道路。如果说有人因为周期性抑郁症自杀了，那文学的积极目标应该是，阅读使他们活了下来，而不是更多的人选择死亡。
其实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要做的工作一直很多。如果男性都像女性理解的那样，那女性意识的一切所谓觉醒，不过是男女间某种平衡被打破了，大家都成了自以为是的自私的孩子，写作和阅读就成了纯粹的虚构残酷，满足欲望。后现代就这样轻易的失去了本质，结果必然是一切绚丽的场景都极为短暂。男性女性必须一起成长，不仅学习爱和被爱，还要学习如何平等，如何承担。
安妮宝贝说：“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叙述者。因为我见过带着创伤的无法示人的感情。一些人盲目的生活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我相信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真实的理由，所以要寻找那个疼痛背后的理由。它们是精神的一个内核。我希望我的小说里只有展示，而没有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人性有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倾诉和展示只是开始，还需要沟通和分析，更需要争取和斗争。我们需要有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女性如何选择职业，成立家庭，接受教育，反对暴力。由于生活现实本身的残酷，女性写作也不该等同于展示刻在人们心头的伤口，溃烂、疼痛、无力拒绝、麻木和死亡。文学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感情是自由的，所以总有需要我们捍卫的自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