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4期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
作者：王思睿 何家栋
——编者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王思睿 何家栋
从世界范围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形成或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运动和一种政治党派。在二十世纪初和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达到了两个发展的高峰，而在此期间尤其是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面夹攻，处于非常不景气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冷战结束后苏联阵营瓦解，历史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场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坛的主角。旧千年即将过去时，大多数欧美国家都是由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执政。
社会民主主义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曾是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多政党和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正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中国政坛上的命运却十分不济。在前半个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始终扮演非常边缘化的角色。1949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连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都被归于反动和反革命之列，成为“打倒”和“专政”的对象。19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开始重新浮出水面。
一、强势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三大流派
大同思想在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悠久的历史，社会主义思想则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它的目标是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不是返回“三代”或“失乐园”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的作者柯尔将法国大革命作为研究现代社会主义的起点。据考证，“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 1832年法国圣西门派的期刊《地球报》上。(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7页、第7~8页)
恩格斯认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到了恩格斯所说的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社会主义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清晰面目和基本诉求。然后就是蒲鲁东、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时代，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和社会实验进而发展为社会政治运动。
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组织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流派：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国际是由信奉蒲鲁东和巴枯宁学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于1864年共同建立的，又因为二者之间的矛盾加剧而解体。1875年，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携手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其他国家也陆续建立了同一类型的政党，二十七个政党于1889年建立了第二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结盟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随后，该党改名为共产党，并组建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此外，还应该提到两个第四国际，一个是作为无政府主义分支的工团主义者的国际组织，一个是作为共产主义分支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国际组织。无政府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现在都保持着自己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政党虽然曾经盛极一时，现在仍掌握着几个国家的政权，却没有一个可以交流思想和协调行动的国际组织了。
虽然无政府主义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蒲鲁东的无政府互助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集体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但他们都把国家视为政治体中产生腐化与不公正的渊薮，认为人类因追求公正而实现平等，社会将由此实现无政府的公共秩序。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认为包括国家、教堂、首脑或经济精英在内的一切具有等级意义的权威集团或个人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对人类潜能的最大发挥有先天的危害性。无政府主义相信人类在创造、合作等领域具备相互尊重、自行管理的能力。他们认为权力先天地带有腐败性质，因为拥有 权力的人所关心的注定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威不受威胁，如何永久维持并不断扩展它，而不是其统辖之下的成员的利益。无政府主义赋予了权力不同的概念——以权力共有或权力协作的形式代替权力压迫的形式。这样意味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将被建立在合作与和谐的基础之上。权力将被个人和自主集合的集体所拥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主张最终要废除国家，一方面全面否定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一切国家制度，主张用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一方面鼓吹“工人无祖国”，主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因为马克思与巴枯宁在思想上有不少的共同之处，他们才会在第一国际中共事。
社会民主主义也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主张“工人有祖国”，首先要在一国范围内通过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陈独秀曾说：“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253页)188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就采用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他的名言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 1964年版，第19页)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向民主制度让步，“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因此，“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脱出来”，愿意表现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末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09、195、7、239页)伯恩施坦的主张很快成为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性理论。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397个议席中获得110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这一选举结果促进了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在欧美各国的蔓延。
列宁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己则从另一个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论著中，通过把国家消亡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方式，消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原本具有的那一点无政府主义色彩。在现实政治中，列宁与伯恩施坦都是国家的拥护者，不同之处在 于，前者主张用专政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后者主张用民主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超级国家主义，他们要建立一种有国家无社会、有单位无个人、有纪律无自由的全能主义国家或者说军营式国家。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由于获得了苏俄政府的全力推动，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三大流派进入中国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参见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梁启超说：“孙逸仙(文)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0，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七十五，第30页)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同年10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根据他后来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参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273页，第九卷，第355页)其实，梁启超向中国学界介绍社会主义，并不比孙中山晚。他在 1902~1904年间就写道：“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放任，其实质实主干涉也。将合人群使若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最重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之社会主义》，载《新民丛报》第46~48期，转引自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干涉与放任》，转引自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然而，梁与孙都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主张，例如后者就把民生主义放在三民主义的最后一位。
在社会主义三大流派中，最早在中国思想界形成气候的是无政府主义。1903年，张继翻译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次年又出版了《自由血》，鼓吹无政府主义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行为。1907年6月10日，刘师培(光汉)和何志钊(何震)夫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后来也是“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该报称：“本报之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刘师培和张继等人之所以要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是因为中国人只了解民族主义，他们并不体 谅人民生活的痛苦，同时也不寻求一次根本的革命”。刘师培表示，讲习会的计划“不仅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要使无政府主义成为我们的目标”。(转引自高慕轲：《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载萧公权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几乎与《天义报》发行同时，1907年6月22日，由张静江出资，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在巴黎创刊。其《发刊之趣意》称：“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之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该报宣传无政府主义，标榜反对强权、私产和宗教，主张无国界、五种界。
民国初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和组织更趋活跃，其中特别关键的一位人物是刘师复。从1912年至1915年，刘师复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与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较完整地阐发了他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主张社会一切财物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废除钱币。人人从事无强迫意义和无限制约束的生产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人人皆可自由取用之；二是废绝一切政府机构，无军队、警察，无监狱，无法律条规，凡统治性的机关一概取消，社会管理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承担。组织公会者也系普通劳动者，无压制他人之权，公会本身也无任何章程或规则以限制个人之自由；三是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设公共养育院抚养婴儿，设公共养老院照料五十岁以上老人，设公共病院调治残疾及患病者；四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权利，无论男女，皆应得最高等的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二小时，至多四小时，剩余时间用来自由研究科学及娱乐，从而使人的体力与脑力得到均衡发展；五是世界大同，采用所谓“万国公语”，使“远近东西全无界限”。(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