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4期
同人群体.历史温情.常识理性
作者:张国功
在最近出版的《思想操练——人文对话录》一书中,我们可以更为集中、清晰地看到这一同人群体的学术追求与思想特色。这是一册由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五人参与的十次专题对话的口述实录。十次对话依次是“日记的价值”、“重写中国现代史”、“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重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九十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拓展民间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这些话题,我们大多在对话者的个人著述中阅读过,有的甚至引发过读书界不小的议论。但这种相互启思的对话,却相对更多地保留了个人文本所没有的原生态,读者可以在你来我往、各抒己见中看出思维延展的过程,看出思想碰撞与沟通的轨迹,因而更有其可读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喜欢“看热闹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当代人文社科界的消息,如关于一些日记等文献的出版情况,“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们的命运波折,九十年代以来由重要学人与思潮交织的“学界地图”,等等。再进一步说,则可以读到一些精彩的思想交锋。五位对话者,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生人,但年龄跨度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思想共鸣。在这种共鸣中,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如对日记文体的关注,他们将学人日记上升到“另一种学术史”的认识高度,认为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日记意识”,即学会将同一时期与相关人物的日记加以比较性阅读,以最大限度地厘清当时的历史本相。按谢泳的概括性表述,就是“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档案”。这种学术方法,与高先生很早就重视学者自述史料整理、丁东近年注重打捞民间思想与口述史料(去年他开始主持《口述历史》丛刊)、邢小群对知名右派的访谈记录,以及他们在对话中对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徐友渔《蓦然回首》等口述史学著述的高度评价,都是有其相通之处的,那就是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自觉,对历史第一手文献、私人文本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既往的近现代史研究普遍忽略细节、感性的不满,对突破既定的框框、回到真实的历史情 境中弄清史实并最终写出真实历史的渴望。更多的共鸣,则是具体的思想内容、观点上的。如对近现代史上反帝与反专制这对核心关系的梳理,智效民与谢泳从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之关系切人,做出了精当的言说。这些看法从思想史的线索来说,无疑是胡适所一再提倡“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你想要有利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一“易卜生主义”和斯铎曼“白血轮精神”的“接着说”,或者说再一次强调与叙述。关于中国现代史上是否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曾经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停歇的争论。在这一点上,上述几位山西学人有着接近的判断。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人选推荐不拘政治成见而能做到兼收并蓄,是他们常常引以为证的重要事例。对四十年代蒋介石邀请胡适人闱及大批学者组成“好人政府”一段历史,史家一持负面评价较多。而高增德先生则认为“对此要先有了解之同情,不能因为对于蒋介石固有的评价,就先人为主,以为他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虚假的,一点诚意都没有”。智效民的看法则更为直接也更理性:“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假的。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一看见他们和政府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更要看他们给政府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贯的思想是否相符。”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一波三折,在天地玄黄间终归中绝,而至九十年代又稍为浮出水面。对话者们对这一过程及其间的历史得失进行了梳理。重新发现哈耶克,接续中国第一代政治学者张慰慈、社会学家陶孟和以及包括李宗恩、黄万里、任鸿隽等在内的“科学家集团”的精神传统,寻找遇罗克、孙越生、王申酉、陆兰秀等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一特殊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上失踪者”,重新审视失去的学统与道统之关系,等等话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来言说的。对以清华学人、新月文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话者们大多抱着一种敬意与认同,甚至不乏一种偏爱。在对胡适、王瑶、冯友兰、钱钟书、董时进、黄万里等人的评说中,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旧年人物的人格风采之独特与精神资源之丰厚。在这种史实梳理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对话者们对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呵护,一种追怀,和基于自身判断而油然生出的一种历史温情。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引钱穆先生话说,“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的标准”,可以说是以欧美现代学术主流为参照的标准。可惜旋即为战争所毁。张东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说,中国虽然受西方文化影响不足五十年,但在思想文化界却养成了一种“自由胸怀的陶养”,也就是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这种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是植了一些根基的。山西同人基本赞同钱、张的判断,这是他们对那个逝去的时代的基本评价。 但对话者并不满足于停留于钩沉往事、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怀着一种问题意识将求索推进一步。在“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的对话中,他们分析说,当年这种学人群体与人文气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习自由等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要有好的设计者,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增加效率。”而在人文教育缺失、博士教育异化、学术腐败等问题突出的今天,“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只给学生灌输非人文新知识,学生压力太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了‘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会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智效民)。至于现代文化政治精神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现代政治精神是现代文化精神在政治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从政的人,多数是从大学里来的,他们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气质应该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如果大学里都没有了这种精神和气质,还能指望它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吗?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是依赖于现代文化精神的,是先有了现代文化精神而后才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还要先在思想文化界训练大家养成尊重异己的习惯,慢慢培养容忍异己的气质,时间长了,也许这种精神就从政治上体现出来了”(谢泳)。这些看似平常的思考之言,流露出对话者内心对历史的敬意。
山西同人对历史的评判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温情,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人常见的怀旧,而是缘于他们所持的一种普通评价标准,以平常心看历史。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对话中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常常提及与强调的“常识”二字。他们很少引用或新潮或惯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观点,而更多地希望在常识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在常识的层面上来立论。智效民谈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之艰难时说:“无论大事小事,自己不争气就会落后,这是常识。”关于重写近现代史,谢泳主张“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先用常识去看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他们评说胡适一代的气质和风度,多是从平常的言谈来感受。对自由主义的常识性,他们更是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增德先生说:“说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从许多历史事实看,它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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