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5期
“乡村政治研究”学术讨论会发言摘录
作者：张 鸣 詹成付 自南生 于建嵘 等
主题发言 刘一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我的报告主要是前一段时期个人研究的体会和对今后农村研究的设想。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现代农村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组织结构的变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于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的研究有相当的进展，但在众多研究中，对于农村组织变化的研究极少。农村组织的变革，主要源于对外界的反应，尤其是在对外界压力的压抗中发生的。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是，组织的结构性变动是中国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根本原因。1949以后，中国农村有两次大变革，一次是农村合作化；一次是改革开放。这些变动都是源于土地改革以后组织结构的变动。这两次变动的速度和范甲都丰当大。对于农村组织结构的变动，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认识。在对农村合作化的石穷中-一盲以来对基层组织的作用，估计不够。前一段时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出了一本书，也是强调上层决策的作用，销路很好。但我个人更关注下层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之所以能够实现合作化并且推动得如此快，下层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
七十年代后农村能够进行快速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和权力结构的变动分不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农村土改以后形成的新政治权力精英，无论是从政治权力，还是从社会关系、家庭地位和子女受教育情况来看，都远远超过土改时期的精英。这一批人可以使用稳定的权力进行下一步的发展，这是改革能够在农村首先快速推进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有大量的实例可以说明，大多数支持改革、推动改革、走在改革前列的是“村干部”，而这些村干部方方面面的条件是土改时期所不能相比的。
第四个观点是，我们认识现今农村体制，经常忽视历史的研究。我特别强调应该讲“历史道德”，只有尊重历史，才能提高现实的政治信誉。经常忽视历史的研究，导致我们对现今农民问题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偏差，也影响到对一些具体政策的落实和理解。例如，以前对“小岗村”的改革展开的大量学术论证，我认为在现在看来很多是无用功，在逻辑方面是不通的。小岗村采用的议事方式，是倒退到义和团时期秘密结社的方式，却被我们认为是一大创举。现在对农村政治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得到良好的厘清。例如，谈到村民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的地位时，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贡献，是复合民主制的支柱之一，但当时彭真主持试行时，考虑更多的可能是晋察冀根据地式的民主。
卢晖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在西方基本上都以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共产革命这样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样促进和改造农民文化传统的。这就有所谓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提法。这是很多人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潜在的关怀。在六十年代，社会科学开始大规模的介人中国问题研究时，Schurmann和Vogel等学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的图景，开启了变化与延续的主题。在六十、七十年代，人们越来越强调延续性。但是到八九十年代，又有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变化”。Sui认为，今天民族宗教仪式复兴的方式，应该让我们思考的不是过去剩下了什么，而是农村社会在革命之后被改造了多少。基本上，这些研究都深受“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影响，这一范式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如任何范式都会存在盲点，我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批评在于它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我提出，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村庄社会都要解决一个“公与私”的问题。
如果刘一皋老师所关注的问题是组织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所关注的是组织结构背后支撑它们的东西。这里，我提出一个从“公—私”关系去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和“变化与连续”的论争相比，这是一个更加从农村社会(村庄)内部着眼的分析角度。当然，在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国家建设”，尤其是中国革命之后国家对乡村的高强度渗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完全脱离国家影响的村庄。“从农村社会内部”的提法，只是倡导人们在这种国家社会交融的背景下，更多地注重从社会内部找寻很多问题的答案。
这项研究起始于以下一些问题：在革命前的中国农村，“公—私”议题是如何处理的?在集体时代，采取了什么制度和措施来“破私立公”?农民以什么样的行为来应对那些制度和措施?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是否成功地培植了一种无私献身于公共利益的新道德?实际上产生的什么?……一句话，从“公—私”关系角度看，集体时代的农村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我把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农村社会进行粗略对比，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画面：农民的生活以单个村庄为生活中心，却同时被各种扩展村庄界限的联系所丰富，这些联系包括市场、庙宇网络、宗族、亲属圈以及灌溉组织等。这是一个类似于William Skinner的“基层市场社区’’的世界。以这个理想型为基础，我着力描述集体时代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什么东西被改变了。随着国家垄断农产品贸易并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对革命前农民生活至关重要的旧“基层市场社区”逐渐萎缩、消亡，农民越来越退缩到孤立的生产队(以前的村庄)，失去同外界的联系。社区收缩和封闭，导致细胞或者说蜂巢状结构(cellalar叮honeycomb)逐渐成型。与革命前中国农村的网状结构(web-like)相反，这一新的结构几乎没有为村庄活动留下空间，甚至毁灭了以前的公共空间。结果，国家力量成为农村生活中最重要、最排他性的代表“公”的行动者。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和一系列改变产权的小的运动(譬如自留地的调整)，逐渐侵蚀了农民对财产的根深蒂固的尊重。猛烈的“破私”宣传以及“平均主义’’的鼓动进一步加深这种侵蚀。结果，一个讽刺性的局面出现了：“私”的内核(对财产的尊重)被移除，但自私的精神仍然完好无损……
表面上看，集体时代的农村社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社会主义的“公”)，但是它的脆弱性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没有内核的“私”的基础上，而且主要是靠国家的力量来维持。
当后集体化运动在八十年代初开始，社会主义的“公”迅速坍塌。在废墟上，中国农民突然发现他们得重建“公”，一个完全超出他们能力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集体化的遗产可以帮助他们进行重建工作，而且，在集体化时期养成的平均主义习惯和其他心态还增加了额外的困难。实际上后集体时代的问题早在集体时代已经埋下伏笔。当然，在苏南这样改革之后仍然维持甚至发展了集体经济的村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仍然得以维持，这是提出“新集体主义”观点的学者乐见其成的地方。但是，在我看来，新集体主义中的繁荣，如同集体时代的“公”的兴盛一样，是虚假的。与集体时代相比，“新集体主义”的村庄遇到很多机缘，它与外部的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但是它仍然没有解决“公—私”关系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反而是将集体时代就掩藏的问题继续隐藏起来。
讨 论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刘一皋的报告提出，中国农村在共产革命建设时期的转换中，我们应该注意乡村新精英，他们的意愿十分重要。甚至在后来对改革的推动中，他们的意愿也是不能被忽略的。这就提出，我们不能光考虑上层的意愿或是下层一般百姓的意愿，而是要注意这些农村精英的意愿。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对政权的支撑者。卢晖临的研究也给我们深刻的启发，他告诉我们在共产革命的过程中，农村传统文化网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后集体时代的农村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提出一点补充，我们不要只看变化带来的恶果。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农村新的组织、新的文化的建立都对传统有“代偿“作用。“小岗村”当年改革，即是中共基层组织的代偿，也是传统组织文化的代偿。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举动。“代偿”不能替代传统，但是农民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必须使用这些“代偿”。例如农村不能演出帝王将相的戏，他们就用样板戏代偿。
白南生(国家体改办小城镇发展中心)：
讨论宗族问题不能离开古代宗族的文化。宗族活动肯定是有功能的，它肯定会给农民带来好处。传统的宗族中是有乡绅阶层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宗族活动是无法开展的。另外，乡村文化网络，包括教育、礼仪、道德风俗这些配套东西如果不存在，即使宗族复兴，这个宗族也是失去灵魂的宗族。因此我们不能孤立的来考察宗族。现在有很多宗族活动只有一个空壳，灵魂的东西已经不存在。
讨论宗族活动，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社会功能。但是宗族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很可能不一样。很多延续下来的东西可能起不到原来的作用。在温州，老人会起很大作用。1983年，老人们自己动员居民筹款建公园。
说到基层政府的控制能力，八十年代并不太强。我们使用另外一个论点来考虑“一家一户能办的事情，别人不要去操心；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有什么?”我们到农村去挨家挨户访问。现在返回头去看这些资料，就有一个疑问：在当时农民生产用地这么少的情况下，那种农民体制怎么维持了这么久?这说明当时采用了一种生产成本非常低的组织形式。
梁启超说当时中国农村一盘散沙，其实不然。当时农村有很多组织，而且他们采用生产成本很低的组织方式运转。这些组织在抵抗外来的侵蚀，特别是侵略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表现出组织能力的不足。不过以当时社会的生产能力来看，他们首先就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抵御外来资本主义侵略的经济剩余。
刘培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谈到公共意识的消失，我说说个人观察。我老家在陕西，天旱的时候村里的人就祭祀求雨。我九十年代回家，发觉天旱时人们再也不祭祀求雨了。询问村里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他们的回答很简单。他们说，现在村里的人都靠外出打工挣钱，土地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下不下雨自然也就不重要。
卢晖临：
文化功能问题十分重要。我曾考察地区文化复兴，发现有很多地区如福建、广州沿海地区的宗族复兴活动和当地经济发展和商业网络有很大关系。但是这里涉及文化和行动的关系。传统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提供一个价值目标，行动就是去达成那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新的关于文化的看法，认为文化是“工具箱”，它提供一套供行动者建构“行动策略”的资源。后集体时代当人们想要从“工具箱”中提取资源建构行动策略时，已经拿不出那些在过去存在的文化的东西。当然，即使没有集体主义时代的革命，市场经济的冲击也肯定会对过去既有的文化传统、联系、纽带、仪式造成冲击。但是，如果没有集体时代的巨大变化，人们在以“私”为核心的基础上建构“公”的根本能力不会受到毁灭性破坏。
陶传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农民合作与否，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些条件。几个条件可以促成一项合作的达成，但是不代表他们能够促成另外一些合作。农村合作能力弱，除了传统文化带来的问题以外，我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传统社区本身的特点是大家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现在社区的这种基础已经变得薄弱。首先我们社区的流动性比较强。在我做的一项简单调查中，一些村庄中有90％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在这个村庄居住很久。第二，村庄贫富阶层开始分化，阻碍了合作的达成。另外合作也存在类型之分。
詹成付(民政部城乡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
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乡村组织，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学术研究而研究，还是为现实服务?方法论上应该明确一下。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总有一个社会需求，自己实现不了就求助家庭，家庭满足不了就求助社会和社会组织。
目前农村的乡村组织林林总总，为什么有些起作用，有些不起作用?我们应该从体制上进行思考。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农民家里的18岁孩子患白血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