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5期
构建清季民实国家与学术互动的历史
作者：张仲民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就是罗志田对这些“思考’’及其演变的一个基本梳理。罗志田认为，这个梳理“不仅需要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探索，而且应该从思想史(有时甚至包括社会史)及思想与学术互动的角度考察分析”，“最后也涉及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学术怎样因应西方学术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国学’怎样为社会所认知以及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5页，以下未标出处者皆为本书页码)。
庚子义和团之役后，在内忧外患的刺激和“近习西学者鄙中学为固陋，习中学者视西学如皮毛”的情况下，“须知学无中西，惟求有用耳!”(《陈黻辰集》，中华书局1995，第1198页)新旧朝野各方为应对危机，普遍讲求“致用”和“学要有用”，以便能“退虏”、“送穷”；有人还逐渐认识到了中学在物质层面上是“无用”的，更甚者有人还认为中国根本“无学”，这见解对于非常强调学术与国家之关联的国粹学派人士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国无学不立”，中学既然无用，那就非“学”，要其何用?还哪有国粹可谈!因此，国粹学派认为“‘国学’实不能‘无用’且不能不是‘国粹”’(第1-32页)，但面对当时中外抗争中的多方面失利这一尴尬而不容易回避的问题，国粹学派不得不开始重建“国学”的努力，区别于固守传统经典者，他们对传统学术进行了推倒重建，向非正统的古代典籍寻求光荣与思想资源——重新梳理“古学”和区分“君学”与“国学”，甚至干脆不言“学”之有用与否，或者试图去表明中学至少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用等，他们还向“学战”的对手——西学寻找思想资源，对“国学”进行当代诠释，赋予“国粹”(或“国学”)以宽广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至将与其实际上是对立的西学也包括进来，作为自己“合法性”(Legitimacy)论证的主要依据，但这样的“国学”早巳不是原来的国学了，而已经成为一种“新国学”了(第81页)，当然国粹学派所说的“国粹”也早有向西学和欧化开放之义，《国粹学报·发刊辞及(略例)》开篇就说“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第21页)，《国粹学报》实际取得的结果究竟如何可存而不论，但中学要待西学这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来为之“证明”确实是事实!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由于“近代中国的多歧性这一时代特征”，“那时不仅区域发展不同步，就是思想、社会和学术之间也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发展不同步；各种通常被视为冲突的人物和社群，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互相渗透、覆盖甚至重合”，因此“任何派别的划分都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确的”、只是为“写作便利”(第19页)；实际上，“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杂，一些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却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而某些在思想上比较接近的派别在学术上又相当对立”，以“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了读者”(第141-142页)。譬如在本书第三章(第83-142页)，庚子后的朝野双方在政治上相当对立，但在文化方面，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国粹的愿望与具体的努力，“存古”与“保存国粹”取向非常接近，另外，朝野双方还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对稍后所谓“欧化”取容纳态度，而非完全排斥，“政府与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都是“大致遵循温故知新或‘新旧相资’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但是，朝野在保存国粹方面有共识，当然也有对立，在野的国粹学派大致是“保存’’与“复兴”兼顾，而在朝的张之洞则是“存古”更侧重于“保存”。不过，当时仍有不少人更多看见国粹与欧化相冲突的一面。同样以欧洲为学习榜样的反清的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古学”缺乏可开发的思想资源，秉持“超人超国”立场，明确表示不赞同“古学复兴”而主张直接走“欧化”之路。
在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和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和语言文字的改革成为朝野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的“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情况下，连本来对欧化持开放态度的国粹学派，特别是章太炎等人，因其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在语言文字之上，不能容忍“废弃汉文”、用“万国新语”来代替中文，于是与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弃国粹而欧化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始则是“东瀛文体”，继而是关于采用“万国新语’’问题，最后双方论辩又上升到“种界”与“学理”层面，其所涉及的问题甚至迄今还讼而未决(第143~217页)。罗志田在研究中发现了双方争论中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章太炎屡斥吴稚晖崇洋而为“西方牛马走”，吴稚晖则不断贬章太炎进化层次低而“野蛮”。这当然不只是互相攻击，实揭示了各自的价值取向；不过，吴稚晖基本不以崇洋为耻，而章太炎则总欲表明自己并非野蛮，又提示出当时世风的趋向(第207页)。实际上，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也揭示了“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第7页)。这里作者并没有提及吴稚晖与章太炎那段私人恩怨，不知道罗先生这样的忽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过，依据吴、章的个人性格(吴、章二人的意气之争一直延续到他们晚年，参看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9、969页)，这段私人恩怨应该会对二人立论有所影响，而且影响不会小，二人争论中所表现出的对立有多少是为打击对手而故为高论的地方，这都是我想了解而作者这里没有涉及的。
五四时期影响广泛和参与者众多的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虽然是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以《新潮》和《国故》为主要阵地的思想论争，但却真正使国学／国粹重新回到了当时思想言说的中心地位，论争双方的相同之处并不少，且延续和发展了晚清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以及因此而起的争议。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争论“已不是纯粹中西之间的学战”(第218~265页)。另外，这次论争还牵涉到“晚清以来士人的一个主要关怀(虽然是有重大分歧的关怀)：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是‘温故知新’、走‘古学复兴’之路还是‘面向未来、推陈出新再造一个新的文明?”(第258页)
延续到1923年初，受“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社会上有了读线装书的需要和风气，因开具“国学书目”的分歧，又引发了新的一轮的、参与者基本都为新派人物的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一向激烈的吴稚晖五四后也曾经主张整理古学，但到了1922年，当梁启超等人在质疑“科学”、提倡东方文明时，他才发现自己“思想上了大当”，于是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用机关枪对打”、先“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而康有为则重印了其于1905年已写就的《物质救国论》，作为他的医国药方，其他人也有诸如“理科救国”的类似观念，这都反映了一战后的中国又出现了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富强”之路的趋势(当然，是否真如罗教授所说如此，这个问题还值得更深的探讨)；然而形成悖论的是，更为精通西学也更为年轻的梁实秋、林语堂等留学生则针对吴稚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趋向于肯定中国的传统学术，更借用西来的科学为国学正名，要把“科学的国学”作为“治学的目标”和“努力的趋向”(第266~306页)。这时，由于时代思想权势的转移，一些新派学者在最初论证整理国故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在“打倒”旧文化之意，但到了北伐前后的几年间，新派学者对整理国故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转将整理国故与破坏性的“打鬼”联系起来了。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了两组文章，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后者却激烈反对国学，这个转变既显示了世风的影响，实际也透视出来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始，就有从病理学意义来看待整理国故、认为整理国故可防治中国固有疾病的思路，沿此理路，走向“打鬼”甚至主张放弃整理国故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而且有类似这个转变的学人也并不在少数(第307-358页)，这样也就逐渐导致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走向衰竭。大约同时，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日渐在中国确立，国学的正当性就必须要与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也就导致了“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的危机，有人试图用“国故学”来代替“国学”，有人则干脆主张“国学”不是“学”等等，这些问题和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来看待“国学”(第359—403页)；不过也可能有例外，如曾在美国留学而其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洪业就有这样的认识——他反对国学研究这种观念，觉得学问应该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该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笼统归人“欧洲学”一样，还认为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见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就在这样的思想与学术互动中，“最后还是中国所固有而西方学术分类中也存在的史学被确立下来，‘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第401~402页)，其领地被分科后的各门学科所瓜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学校划分系科时，几乎全是按照西方学术分科模式——以西学来部勒国学，对原“国学”的研究范围，学者也是从西式学术分科中的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9页；并参看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清季民初这场关于国家与学术的争论终于以新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由此所造成的偏弊却并没有随争论的淡化而休止，得势的新派在学术上靠稗贩西籍和以新材料、新方法取胜，不去读常见书甚至“借助时会，假手功名”的现象依然严重，章太炎的这个批评“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瘢’’(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半月刊》第55期)，可以说是当时许多学界趋新人士的共相，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综合起来看，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这个曲折演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古学’’(或“国学”、“国粹”)由据以安身立命、天经地义的“知识资源’’到“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汰”的“最富矿藏”(严复语)，再到被送进“博物院”变为“学术资源”，最后又到“国学”的淡出过程(“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见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钴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5页；并参看章清《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也正是新的知识传统和现代学术分科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在也是随着近代中国的主要“崇拜”而转移的过程)。罗志田认为这一过程中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不过，也正是“国学”的淡出“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文化’这一称谓的主流地位，此后‘学术’的含义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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