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看不懂的经济学
作者：沈良庆
无论是西方世界历史，还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追求现代化和发展的历史，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启示，都表明现代化和发展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问题。
韦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在发生学意义上把它和新教伦理联系起来，从而将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和非原生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要“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他认为：需要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但是，“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它的支撑，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能够通过向胜利后的资本主义学习完成现代化和发展任务。《儒教和道教》则强调：“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同时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可谓一体两面，共同说明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殊途同归，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韦伯中国命题的不足之处，是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评论他的著作：“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认为：“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韦伯的理论有倒因为果之嫌。”例如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法治，就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罗马法根源和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城市的现实需要，英国则表现为近代实现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对接；民主制则应追溯到古希腊，将这些都归功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难免“张冠李戴”之讥。尽管如此，韦伯的假说仍有深刻、独到之处。至少，他正确地阐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组织和运动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同时，属于不同文明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可以也必将“学会”资本主义。
法国年鉴学派反对实证主义史学只写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主张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强调事件之间的联系，把它们作为动态有机整体来认识，拓宽了历史视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集大成者布罗代尔不仅通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机盎然和激情荡漾的地中海及其沿岸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还将前人的“地理经济”概念演绎为丰富多彩的“经济世界”画卷。他通过对充满歧义甚至带有贬义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爬梳，说明这是一个含糊不清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不规范名词，只因最严谨的批评者也提不出更妥贴的字眼来代替它，才得以继续使用。布氏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冲击作用，指出：“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他本身就是国家。”透过同在地中海沿岸从事商贸活动的属于阿拉伯文明的马格里布商人和属于西方文明的威尼斯商人在商战中的此消彼长，不难看出依赖家族血缘关系提供信用和依赖法治提供信用对自由贸易的不同影响。此种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化和发展的路径颇有帮助。但是，由于年鉴学派偏重于史实的再现和史料的罗列，布氏又局限于“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虽则卷帙浩繁、资料宏富，要害处却语焉不详，未能对自己发现的有关资本主义原则加以明确表述，并与史实和史料融会贯通，失之于笼统的“出现‘历史性的’新页。”招致黄仁宇批评该书：“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指南。”他和韦伯正好相反，分别失于复杂化和简单化。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自述从小历史方面积结且受到康德影响，得以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其系列论著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和运动，首先是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1、私人贷款的金融方式；2、经理人超越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3、技术支持因素的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保险业务等，扩大企业活动范围)；该条件全靠信用，信用则需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上述三大条件“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在此大前提下，再“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换言之：
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他的这种“大”历史观虽说带有历史目的论色彩，倒是面面俱到，基本上讲清了形成资本主义诸要素。
厉以宁的新著《资本主义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将韦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具有“独特性”和后发国家或地区能够“学会”资本主义的假说与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融为一体，吸收国内外学界(包括黄仁宇)关于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观点，“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模式”。该书内容提要说：
新的研究方法是：把封建社会分为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把封建社会中的异己力量分为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把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并以此对资本主义起源作出解释。新的理论模式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体制是刚性体制，在这种刚性体制下出现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从而导致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西欧的资本主义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都属于非原生型资本主义范畴。
以研究西方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经济史见长的厉以宁，虽然摆脱了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所谓“萌芽”情结，运用大量具体材料对原生型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进行实证研究，“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马克垚序言)但是，由于规范理论的基本架构先天不足，“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比较落不到实处，无异拉郎配，再宏大的体系也难免牛头马面。透过提要这段令人头晕目眩的“方法”和“模式”绕口令所看到的“新”，不过是只蹦出“萌芽”说牢笼，却飞不出“封建”论藩篱的独脚鸡。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萌芽”说，1949年以后就成为中国史学界钦定经典，学者们满腔热情为之作注，以致成为“情结”。黄仁宇系列论著中对此有很好的批评，姑置不论。中国“封建”论源自二十世纪上半叶食洋不化的社会史观派边缘学者。对于“封建”论问题，我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封建说，乃二三十年代一班挟唯物史观自重的学者从马克思等人那里生吞活剥套用的观念；马克思本人，亦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称东方社会；此问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书中多有辨别，尤请参见收在后书中的《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一文，该文认为，欧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欧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和蛮族征服后部落习惯两者混合之产物，译成“封建制度”已属勉强，套用到中国历史中，更加牛头不对马嘴。考诸中国历史，仅指称商周一段，还差强人意。春秋时孔丘要托古改制，已感叹“礼崩乐坏”。顾炎武《亭林文集》亦日：“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秦以后更是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即封诸侯王，亦非主流；西汉势力强大的诸侯王，无分异姓、同姓，均遭翦除；后世的王们，所谓封地，不过收税以为俸禄，既无行政、司法权，又无强大的私人武装，以及再封权，甚至没有平民的行动自由，动辄获咎；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中即有辽王因与权臣张居正构隙而被废为庶人的详细描写；哪来的“封建”。即欧洲之feudal system，今日亦颇有非难，尤其面临具有解构特性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冲击。1974年，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布朗在《一种建构的专制：封建主义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一文中即号召人们放弃使用“封建主义”概念；1994年，英国学者苏珊·雷诺兹被誉为“革命性的著作”《封土与封臣：中世纪史实的再诠释》发表，据称其用语言学和唯名论(所谓“奥卡姆的剃刀”)方法，推翻了“建立在沙堆之上”的“封建主义”大厦，可能改写关于中世纪的历史教科书，并已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理论基础构成严重破坏。
沙滩上的中国“封建”论，哪来“弹性体制”承受非原生型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支柱?
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资本主义”从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到大西洋沿岸农业小国荷兰，再到农业大国(欧洲意义上)英国，直到美国和今日太平洋沿岸国家或地区，由点到面，汇合成浩浩荡荡的全球化历史潮流；考察一下文艺复兴运动中人的壮丽日出、宗教改革使西欧国家和人民摆脱教权主义束缚、宪政运动和司法改革对人权(包括财产权)的有效保护、科技和工业革命诸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回归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包括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验理性和自由主义传统，就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现代化和发展端赖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保护。被张五常推崇有加的弗里德曼，1962年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也强调了“资本主义”(Capitalism)和人的“自由选择”(Freedom)密不可分。我在批评甘阳大话中国《从“民族一国家”走向“文明一国家”》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一部分，人无法获得关于实在的终极真理，这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具有内在的不完备性，要允许每个人试错。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和运动，乃是人类社会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基于经验理性的“可错性”(注：索罗斯，源于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认识，充分肯定个人自由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框架，构成一个开放社会体系。追求利润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发展也仅仅是一种结果。世纪之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博士就强调：“要用自由来定义发展，而非国民生产总值。”资本大鳄索罗斯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批评道：“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开放社会的一个不完善和扭曲了的形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它过于片面：过于强调利润追求和经济成就，忽视了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二人都强调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二
经济学特别是技术经济学当然可以“不讲道德”地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这并不等于经济学是中立的，经济学家可以“不讲道德”，道德批判是非经济学乃至非理性的。被媒体奉为“明日领袖”的樊纲，为了替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开脱罪责，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中以“早期学科分工界限不清”、“一个人可以是各种‘家’的年代”和“经济学不能包打天下”为借口，认为“当亚当·斯密写《道德情操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作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分析，而是在作为一个个人或一名伦理学家在讨论问题了。”其潜台词是：斯密写《原富》(《国富论》)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在“十分谦虚”地进行经济分析。对于早已存在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只要看一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版的《道德情操论》，特别是该书“译者序言”，即可真相大白，此处不赘。
研究资源有效配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真的能够摆脱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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