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雅典奥运断想

作者:郑也夫




  写大体育 买来16日的《足球》,读到承鹏的“希腊漫记”之三,感觉甚好 1994年法国世界杯期间,我在《谁告诉我:什么是足球流氓》一文中说:如此盛会,“里面的热闹、名堂、事件层出不穷,虽说都源自足球,又岂是一部球经可以概括和了结。至于球赛,有电视转播,不劳各位再罗嗦了。大家渴望知道球场之外的西洋景、好玩的事,希望看到更丰富更深入的报道。不然真是辜负了昂贵的旅宿费和丰富多彩的新闻源。”也就是,希望有记者写“大体育”,从社会、政治、经济、人生的视角,透视奥运。看到承鹏的文章,一是高兴,终于有了这样的记者,让我们这些无缘雅典的人们了解那个盛大节庆中的浮世绘。二是技痒。笔者不是体育专家,笔者的体育文章其实都是“大体育”。承鹏是从“大体育”的角度报道,这个我做不来,但是我可以从“大体育”的角度议论。当一个盛典来临的时候,当体育席卷了亿万民众的时候,不说体育自然不行,光说体育也不行。所以笔者匆匆忙忙前来报到,为的是凑个热闹,敲个边鼓。
  办奥运也赚也赔 读承鹏的文章,知道很多雅典的普通市民讨厌奥运,认为奥运打破了他们悠闲安静的生活,正准备逃离雅典。这使我回想起,悉尼奥运时电视报道,一些悉尼居民也讨厌奥运。这些市民坦率地陈述出一个常识:众口难调,一桩事情总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喜欢,前提是那是一个“同质的社会”,而现代社会与此相反,有着更大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奥运为悉尼和雅典带来了很多东西——荣耀、商机,也使两个城市中的很多居民为此作出了牺牲。牺牲不仅在于这半个月的“骚扰”,还在于过多的场馆建设对一个城市生态的持久的破坏。我以为我们长期以来对奥运的收益说得过多,对奥运的负面东西认识太弱。奥委会正在研究“瘦身”。为什么要“瘦身”?其一是太大了不好管理,其二是太大了对一个城市干扰和破坏太大。奥运的超强“牛逼”性和巨大商机使它一直忽视着生态。如果重视生态,就不仅要搞“瘦身”,其实还可以“分身”,比如,邻近的两三个城市共办,甚至邻近的两个国家共办。一个城市办奥运,对于一个小国、穷国,是福音,也是灾难。我们应该睁大了眼睛,看看雅典为奥运的牺牲,以期日后避免和减少。
  如何减少王至郅现象 看到男篮的失败,首先想到的是王至郅的未归。中国三大中锋在一个时刻出现,十年难遇,不能聚首太遗憾了,对中国男篮的损失太大了。这之中有是非,但是除了是非,我们恐怕需要从多方面、更现实地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还会有球员去NBA,还会有人不想打亚运。这是国家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我们可以尝试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去解决,也可以上纲上线。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减少矛盾的发生。那就是对奥运、世界篮球锦标赛、亚运,给以不同程度的重视。没有一个球星不想为祖国打奥运。而如果我们的男篮拿到了奥运第六、七名,我们在亚运会上其实就没有了丢面子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派二队去。相反,我们的男篮越是在奥运不能出风头,就越是要在亚运找面子。放弃面面俱到,盯准奥运,在奥运之外,给球星更多的自由度,不是可以减少这类矛盾吗?
  风大,豪赌,还是我行我素 现代电影导演中我最喜欢黑泽明,黑泽明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罗生门》。《罗生门》让四个当事者(强盗、老武士、武士妻、旁观者)对一起凶杀事件,讲述出四个不同的版本,从而将最外在的表演同一个最深邃的哲理——有些事实永远也说不清——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
  罗雪娟的金牌是中国迄今获得的金牌中最令人激动的一块。因为这项臣不是玩技巧,而是拼身体。还因为半决赛她成绩仅列第七,被挤到了决赛的第一道,第一道的选手拿冠军几乎没有过。解释这一蹊跷的过程和动机便成了“罗生门”。
  第一个版本是她半决赛后自己说的:“风大,水冷,所以游的不好。”将原因推给了客观条件。说不通的是这条件对大家是一样的,并且她还说决赛一定拿冠军。决赛如果风大呢?
  第二个版本是“我行我素”。这倒是罗雪娟的性格。赛后她的教练说,让她预赛游出1分9秒,半决赛1分8秒多,决赛全力以赴。也就是,不管外界如何,我行我素。说不通的是,完全不管外界行吗?那样半决赛有可能被淘汰的。须知,在大赛的短程项目中,绝大多数运动员在每一轮中都要全力以赴,以免中途出局。
  第三个版本是“豪赌说”。所谓赌博就是没有必然的胜算,所以将赌注押在了胜算更大的策略上。如果罗雪娟预赛、半决赛、决赛轮轮硬拼,决赛时与琼斯实力五五开,加上其他选手也有夺冠的可能,罗雪娟夺冠的概率至多40%,但得个成色不等的牌子的可能还是极大的。而如果预赛和半决赛时保留体力,避免过度兴奋;决赛时夺冠的概率会达到60~70%,但是也有了半决赛遭淘汰的可能,那样就一无所获。罗雪娟毅然选择了后者,她宁可一无所获也要增加夺冠的概率。内外两个优势条件很可能促进了“豪赌”的选择。内在条件是罗雪娟有超强的自控能力和分寸感,可以在抑制兴奋中游出1分9秒和1分8秒。这种“引而不发”的能力是最令对手畏惧的,是职业杀手方能具备的素质。外因是,还有一个齐晖。如果罗雪娟复赛第9,而齐晖进入前8,她很可能借故退出,让罗雪娟顶上。这样保存实力下进入前8的概率陡增。于是开盘了雄心万丈的豪赌,演成了满盘通吃的绝杀。妩媚,罗家妹;威风,罗刹女。
  事实究竟如何,因为当事人(不止一位)的性格(有的愿意作秀和编故事,有的喜欢深藏自己的隐私和谋略)和利益,我们可能永远也搞不清。能完全搞清的是您的汽车配件。至于人的某些行为动机是永远说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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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气和霸气 吃了美国面包的姚明会发脾气了。有人说太不对了,我觉得挺好,大家尽可以争论他该不该发脾气;但是吃了美国面包的姚明在球场上依然缺少霸气,却是不必争论的事实。这霸气从哪里来?可能还要从美国文化的熏陶中得来。姚明正确地批评队友无士气,姚明场上的士气明明比他们强,可是哈里斯在对西班牙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偏偏批评的是姚明,当然他的批评和中国领导对姚明、的批评完全不同。他说:“我认为姚明也许是一个过于优秀的团队球员,他非常尊重集体的荣誉,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但是今天的比赛中他分球和丢球,在我看来多了点。在集体打不开局面时,他应该大胆地个人突破,或直接强攻篮下,或迫使对手犯规,可他是这样—个伟大的团队球员,这样愿意为队友传球。”他当时不想批评其他球员,策略上可能是清楚从他们身上一时榨不出油水,只好榨姚明的油水。可是他打中的确实是姚明的要害。在这个美国佬点拨后的第二天,姚明在对新西兰的比赛中霸气喷薄而出。我们的领导看不到这个问题,做不出这种点拨。他们看到姚明场上的霸气可能也高兴,却希望场下的姚明依然是个乖孩子。他们没有明白美国文化造就霸气的同时也造就脾气,因为该文化崇尚个性。只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太天真了一点吗?
  白色的流星 2000年10月1日我在《走人心碑的悉尼奥运》一文中说:“希腊人肯特里斯是本届奥运男子200米决赛跑道上唯一的白种人,上苍助他力拔头筹(20.09)。这是自意大利短跑天才门内阿1980年夺金(20.19)以来自种人首次染指200米奥运桂冠。他的胜利无改天下大势。在当代人类短跑美丽而漆黑的夜色中,他只能是匆匆走过的一个白色的流星。但是凭借这一殊荣,肯特里斯极可能是2004年希腊奥运开幕式上的点火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成为点火人,还将退出200米跑道。他真的成了一颗流星。他实在是不明事理,他在本届200米跑道上的成败其实不重要,他已经成了一具象征。而这具象征毁于眼光短浅的功利心。
  人性的镜子 奥运乒乓男双比赛在制度上又有创新:避免一国选手在决赛中相遇,一国的两对选手被安排在同一半区。这一制度显然是为中国人设立的。从这一制度的设立中,可以看到人们内心中的几种追求。其一,反垄断。人们从心底厌恶垄断。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将扼杀生机勃勃的竞争,比赛场上的垄断将破坏以对抗为基础的体育审美。中国人对乒乓技艺的贡献毋容置疑,但是日益牢不可破的巨无霸地位也在破坏着这项运动——使对手和观众失去兴趣。从人们执著地抑制中国人而做出的制度建设中,我们应该明白,人们讨厌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垄断。其二,为什么在这里要不遗余力地抑制一个民族的垄断?因为体育比赛中民族间的竞争仍然是最吸引人的,相反总是同一种族中的成员竞争桂冠,比赛将索然无味。这一制度赢得了多数人拥护。但是竟有一个有趣的声音从非中国人的选手中发出,他就是瓦尔德内尔。他说:这不公平。他指的不是对中国人,而是对非中国的选手。因为如果一个选手落到中国选手所在的半区无疑是不幸的。老瓦大概就是落在了这个半区中。老瓦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也说明,完美的制度难乎其难,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人们的努力只是争取稍好一点。
  美国文化的阐释者 哈里斯屡有惊人之语。在姚明发脾气埋怨队友干劲不足时,他的批评竟是针对干劲最足的姚明,说姚明自己要更有侵略性,团队精神不可过分。陈可被换下场,怒不可遏并与他粗言顶撞,过后记者问:陈可是否向他道了歉?他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没什么需要道歉的,这是比赛的一部分。你们以前批评中国球员没有激情,现在有一个表现出了激情,你们又找他的不是。他没有任何问题,是个好孩子,我爱他。”在姚明大发脾气导致媒体和领导的震惊后,他看到的问题与我们完全不同。他认为,“混合区”的时间和位置都不对,球员要在冲过澡以后,而不是刚刚下场时,才被允许接受媒体采访,那时他已经冷静了许多,知道了自己该说些什么。尊重他人的个性,只好减少自己的虚荣心。在新闻必然开放的社会中,企图避免一时冲动带来的误解和矛盾,就只好通过时空调整减少冲动,而不是、也根本不可能杜绝球员接受采访。这些微妙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它让我们理解NBA和中国体育的不同,乃至美国和中国文化上的差别。什么是美国文化?它不是仅仅存在于威廉·詹姆斯深奥的哲学中,林肯生动的政治演讲中,它更存在于人们对生活、工作中的大小事件的应对之中。哈里斯在万人瞩目的游戏中不经意的一言一语,值得我们长久地品味。
  在自虐中躲避平庸 菲尔普斯说他的教练鲍曼称游泳运动员为战士,把其他人叫做平民。张国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出了更威猛的话:“我生命的轨迹可以用血写,可以用汗写,不能用水写。”
  古代战士与平民的区别是,前者打仗、流血、牺牲,后者劳动、流汗、平凡。所以贵族们说:流血不流汗。科技使得现代的工作越来越不需要流汗,流汗最多的是和平时期的“战士”——运动员们。贯穿古今,战士与平民的区别是,前者承受着风险与危难,享受或追求着荣耀;后者从安全走向安逸,过着平庸的小日子。现代“战士”和古代战士的区别是,不再流血,但是训练远比古代战士艰巨;古代战士经历的战斗远比训练多,遭遇的战斗也不都是自愿,很多是对峙格局导致的。也就是说,现代战士的最突出的特征是,自愿投入的艰苦训练是前无古人的。自愿投入超强的艰苦训练,用我的话说,就是“自虐”。为什么要自虐?表层看,有货币的追求;深层看,为了牛逼,也就是躲避平庸。进入过这种“自虐—牛逼”的互动过程中的人,很难回归常人生活。因为“自虐”和牛逼中都有强刺激,适应了强刺激,就离不开它,哪怕是受苦也比日常生活中的无聊过瘾。大将军林彪、巴顿和平期间的身心不适、百无聊赖;巨星乔丹颠三倒四地退役和付出,盖尔布塞拉西失败后说他极其疲劳但还是要坚持到北京奥运的马拉松,占旭刚其实知道自己不行但是不能割舍那种压力千钧的战斗,乃至张国政说生命的轨迹宁用血写不用水写,深层原因都是:他们已经过不了平常人的日子了,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刺激,躲避平庸。
  现代社会在走向安逸,但是如果所有人也一同走向平庸,人类将是没有前途和美感的。体育的一大功能就是培养人们躲避平庸。笔者在少年时代陷进了中长跑训练,那时伙食太差,甚至吃不饱,所以那训练其实对我的身体没有好处。回想起来,它给我的最深刻而有益的教诲是使我从心底厌倦平庸。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现代社会中,体育是挽救人们心理上从英雄堕落到平庸的最重要的力量。
  等待卡吉尼亚 当年插队的时候听当地猎户说,打熊瞎子至少要两个人出动,因为那家伙个头太大,不好对付。通常是二人埋伏在两个位置,一个人先鸣枪,当熊瞎子站起来扑向鸣枪者时,另一人趁机发出致命的一击。我亲眼见过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后得知他在合伙打熊瞎子并首先鸣枪后,伙伴吓跑了。熊瞎子扑过去一掌打在他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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