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原道》伪儒 即用见体
作者：陈 明
我们今天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学科式的研究，而是应该从儒学同民族文化的内在相关出发，来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研究。我在四川大学，感觉这种气氛很浓厚，这使我觉得很亲切。
我跟“原道”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追问：你如何看待传统?你和传统是什么关系?传统和中国又是什么关系?甲乙丙丁戊讲了好多，他们还是问个不停。后来，我就试着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我的看法。这是一个西方的故事。约翰的爷爷做了一把斧子，因为他们一家搬到了山里面居住，不得不依靠伐木为生。到了约翰的父亲的时候，斧子的手柄坏了，于是约翰的父亲就换了一支手柄。到了约翰的时候，斧头也坏了，他就换了一个斧头。于是问题出现了：这把斧头还是原来爷爷的那把斧子吗?我要他们回答。在物理上来讲，斧子当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斧子了。但是，作为他们一家维持生计的工具，从斧子与约翰家族的结构关系上讲，两把斧子在意义上是一以贯之的。
这就是我理解的今天的儒学。我们今天需要继承的不是“圣人之法”，而是“圣人之所以为法”，从文化与民族的意义关系上去理解建构这样一把斧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盘替代，而只是说不能让具体命题成为今天发展的障碍。强调人能弘道的孔子复生今日，肯定也要根据今天的问题今天的资讯重作方案吧?吕坤说不必言圣人之言，而必达圣人所必言之意。从周公到孔子变化多大?从孔孟荀到董仲舒变化又有多大?今天时势改变的幅度前所未有，我们对儒学面貌的改变也应有足够自觉。保守保守，不是为保守而保守，而是为有效的承担才去保去守。这不只是个情感满足情绪发泄的问题，六经责我开生面，是为着开太平!这也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意义所在。而我们学界的现状是守成多于开创，继承多于发展。这是没什么前途的。
再回到约翰那里。假如有一天，生活发生了变化，比如约翰一家离开山里，移居湖边，不能再依靠伐木为生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作为谋生工具的斧子，已经失去了原先“一以贯之”的意义，但我认为斧子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符号具有认同和激发创造力的意义。不知调整是愚蠢的——爷爷也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骂不肖子孙的；但将斧子与鱼网对立起来甚至责怪咒骂爷爷没有为自己积累传承打鱼的知识，也是愚蠢的。
鲁迅先生说：“如果要保存国粹，首先就要国粹能保存我们自己。”这句话暗含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国粹不能保存我们自己。当国粹不能保存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不去保存国粹。作为一个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一脉相承的国家，我们民族的复兴必定要在本民族内部去开发创造寻找资源，而不是从外部。所以，我们说，今天要过好，不能也不应抛弃原有的传统。这一点，我理解但不赞同鲁迅先生的看法。传统是多元的、开放的。否定传统，要看今天我们究竟遇到了些什么问题?传统是否真的构成解决这些问题的障碍?
今天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如何应对民主、科学、市场这样的问题，这里对儒学来说主要是政制正义的建构问题。第二个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问题，这里主要是文化认同的问题。第三个，是理性一步步驱魅以后，人们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儒学过去是有系统方案的。但现在无法直接拿来，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在原来基础上调整重建。我的原则是：“即用证体，即用建体。”
这里的体用概念不是心性论语境里的用法。在那种语境里，所谓的即用显体，是体的自我实现与展开，用是体的附属。这是一个与感性生命和历史现实没有接通的封闭的循环。我这里，体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化系统的基本义理或价值；用是使用(use)，既包括功效(function)，也包括客观性的问题(problem)，还包括主观性的意志(will)。即用见体的重心在用，体则是开放的，作为圣人之所以为法，它收摄于圣贤之心。它跟圣人体无的无一样，本身是不可训的抽象，能见能说的只是它在特定历史中的显现。它不是天理，不是理念或绝对精神，也不是什么不可知的神秘物自体。它是饱满具体的生命存在，是情怀、意志和智慧。如果一定要叫个名字，可以说是我理解的仁。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就是即用见体的最好诠释。
中华民族之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在于，我们生活的土地没有改变过。生活的主体也基本上是连续的。长老权力、宗法制度都是这种连续性的产物。它属于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初级制度，不是孔子孟子可以选择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的优长缺失简单的与儒学划等号。也不要以为过去的儒学就是我们不变的宿命。社会乡差别和民族区域差别，那一套能简单照搬吗?孟子可以说梁惠王什么的“望之不似人君”，但那是在战国一个分裂的时代，各个君主都要吸引人才来帮助自己实现霸业。如果孟子面对的是秦始皇，还可能这么说吗?儒学追求的是能够实现的相对最佳。董仲舒就是在妥协之后才为儒学建立起与社会连接的管道，在霸道体制中加入进了王道的思想因素。这是民族之福。汉武帝为什么能接受?因为存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系统，王权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对它的全面控制。这是构成了儒学的文化权力和文化权威的现实基础。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儒学在安身立命上和文化认同上都具有其他文化系统不可比拟的优势。
熊林：你已经降到了经验主义的层面，已经是功利主义了?
陈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任何主义都是不矛盾的一好的主义总是有用的，有价值不就是有用么?追求效率是理性思维的特征，只是有一个谁的效率谁的利益的道德问题。今天特别需要这样一把“奥卡姆”剃刀。
熊林：但是实用主义所说的“管用”和善不善、好不好，是不同的。当神圣的东西被降低到了经验层面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可能衡量善了。
陈明：神圣的东西，我总是从神道设教去理解。
丁元军：你刚才承认你是普遍主义者，同时又承认自己是功利主义者。但是，在普遍主义下降到功利主义的过程中，尚有一个很广阔的空间，这里你是否表达过你自己的建构呢?
陈明：君子耻言过其实。我的原则与我对问题的把握有关。今天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儒学的状况又如何?要么全盘否定抹黑，要么全面美化信仰，我是既反刘泽华的专制帮凶说，也不赞成蒋庆等人的王道政治说。现代人的思维是非常理性的，你必须告诉他儒学有什么用，他才会接受。先要讲在历史上有什么用，然后证明今天又有什么用。如果你只是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去劝说别人，那儒学成什么了?
我在川大哲学系感觉到的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但是，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呢?我承认我们要“变为道”，但那不是今天或者眼前的事情，那只能是放在心里面的。也正因如此，我才有一种悲剧感和绝望感。为了生活，我自己不得不引入荒诞感，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平衡术。儒学必须要放置到一个历史的脉络中去理解，回到生存环境中去理解。可能性是由需要推动的，不存在需要之外的可能性。我反对把学科作为根本的“学科本体化”的倾向。有朋友问我，目前知识界缺乏的是什么?我说：立场。现在，要么寻找上帝的全知全能的视角，要么就明确认知活动是由生存活动决定的。
熊林：完全由丛林规则所指导的生活，从良知角度对恶进行反思又如何可能呢?
高小强：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讲“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如何来反思“已经发生的事情”呢?
陈明：人性。每个人在别人的事情上都是主持公道的。这是超越的希望所在。
高小强：如果建立在完全功利的基础上，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还有什么规则呢?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实的规则，那么，我可以拿来持守它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所举的例子，把文化当作杯子一样的东西，可以吗?如果可以，那当然好了。但是文化本身是很复杂的，这个也是你自己承认的，可以用杯子来代表吗?
陈明：我不否认有人在持守什么，不否认其所持守的意义。但是，我不愿做同样的事。对于儒学振兴来说，好比要建一个房子。别人做别人认为重要的，而我只做我认为重要的。
高小强：你自已说立场很重要。那么，你的立场的基础在哪里?在你所说的文化传统中，你的立场又处于什么地位?你所批评的学者和你的立场相比，他们处在什么地位?如果他们的立场并非是主流，又是从何而来的?你一直在用事实反驳一个道理，你在强调事实的时候，理已经被悬搁了。
陈明：我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回应当今社会对儒家的期待。
丁元军：你说的第三条道路是否也会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表达呢?而你是否也会因此而没有悲剧感呢?
陈明：我只是反对在半路上把目标遗失。就像过江一样，对岸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留恋江心的风景，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不仅要求知，还要求用。
高小强：你真正的立场不是实用主义。“不实用，毋宁死”才是你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你就不可能走到道。
陈明：重要的不是道，而是对道的寻找。道在周公那里是礼乐，孔子那里是仁，孟子那里是仁义，荀子那里是礼法，董仲舒那里是天，朱子那里是理，阳明那里是良知。如果你的思想不能对当下所需的文化功能有所承担，谁又会相信你所说的道呢?
丁元军：按照你的思路来说的话，孔子的时代也是霸道的时代，为何不变鲁为齐?而是要变齐为鲁呢?“天理和良知”难道就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吗?
陈明：变鲁为齐?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种逻辑的。嫌“生存策略”不好，那就叫生存智慧吧。
高小强：你用实用主义来反省，用的是人的局限性，理性。在事实那里，是以实用为标准的，是否理想主义比实用主义更有局限性?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陈明：孔子是为万世立法。我只是我，做我能做和愿做的事而已。圣人不会太多，也不必太多。就像猴子变人一样，圣人是特定时代才能成就的。今天，我一看别人扮圣贤，就忍不住要发笑。
黄玉顺：我来简单说两句。可能诸位对陈明的思想不够了解。我用他自己的说法来介绍一下吧。他这个“实用主义”不是一个好的表达。他最近的一个重要的新提法，他刚才也提到的，是：“即用建体，即用证体。”“体用”这一对范畴是我们一直在共同使用的。现在首先要来清晰一下这对范畴。这是中国传统上一对很基本的范畴。自思孟以来，基本上就被表达为“明体达用”的思路。简单说，有一个先行的东西，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建构，是一切的开始。但是陈明恰恰不承认这样一个先验的设定。他不会承认的是：有一个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或者是自己首先去设定的东西，然后认为这就是“本”或者说“体”。他认为，“体”的设定必须从生存层面的“用”出发。
熊林：你一直说你办《原道》是一种“玩”，但是十年办《原道》也是玩吗?这十年的艰难你也和我们表达过，难道就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要我来看的话，这确实是你的自谦之辞吧。
陈明：不是自谦，是自嘲。如果我真的如同别人说的那样把自己设想得很崇高，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太黑暗了：做一件崇高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难?除了自嘲还能做什么?
熊林：你的自嘲，是一种张力的产物。同别人的狂热是一致的。用和体之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
陈明：这些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黄玉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如何才认为自己是儒学?
陈明：“圣人之所以为法”是最重要的。儒学的真谛在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
高小强：黄老师所说的“体用”，是在中国哲学意义上才有的范畴。什么是先验的原则?是否为一物的起点？所谓“即用建体，即用证体”，今天复兴一个文化传统，过去的一切圣人在心中有地位，体在过去的一切圣人心中都有地位，他们的体一定是要进入到今天的生活的，要是没有去证体，则体是没有的。
陈明：我不预设道或体的绝对性和普遍有效性，尽管我愿意承认自己愿意它是有效的。但你们的说法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呢?
丁元军：如果没有一种体用论先行成立的话，你的“即用建体，即用证体”怎么可能?按照你的思路，是“以用灭体”。
黄玉顺：很多时候的发生争论其实只是表面的，实质是背后的许多感悟性的东西不同，它们在支撑着我们的争论；但我们都没有谈出来。就陈明而言，他有一种和钱穆的勾联。就是一种关怀，一种焦虑，一种民族文化生命。不过是表达过于直白而已。所以陈明的“体”可以类似于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可以表达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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