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时间是一个不确定的曲线
作者：乔新生
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宏观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拓宽有关经济政策的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方面研究奠定的基础。两位获奖者解释了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做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
这种绕口令似的颁奖辞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让普通老百姓了解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取得的成果。其实，从1999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成就就已经不那么为公众所知悉了。作为一门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充斥着数学模型，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很难从复杂的公式中看到获奖作品内部的逻辑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诺贝尔获奖者打算远离尘世，建立一种自恰的数学游戏。事实正好相反，诺贝尔获奖者研究的课题大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研究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如何解决时间变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问题。传统的经济学习惯于利用供给和需求模型来解释资源配置的变化，并进而指导政府的宏观政策。这就好像往墙上钉木板，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确定一头，那么，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判断另一头是否平衡。但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出台以后，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的经济预期，如果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进行投资或者消费以后，必然会影响到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这种互动的关系恰恰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所不愿意考虑的。和前几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样，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把时间看作是重要的变量，或者说，他们把时间作为重要的坐标体系，并以此进行政策效果分析。值得肯定的是，在推出经济增长模型的同时，他们对商业变化周期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在商业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虽然关注同样的社会现象，但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这种利用时间大做文章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至少比静态的经济学研究要科学的多。过去经济学家作为假定的因素，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里却成为了研究的突破口。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值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真借鉴。
其实，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总是从最细微之处人手，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近现代的经济学家过于关注宏大叙事，对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量用简单的假定方法加以剔除，结果导致许多研究似是而非。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任何经济现象无非都可以概括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所以，只要抓住资源稀缺这个牛鼻子，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开展研究，就一定能够解释经济现象。事实上，供给与需求只是结果，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导致这些结果出现的深层次原因。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时间分析家，而 2阗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授予了两位心理预期大师。可以说，围绕着时间的主轴，经济学家越来越发现，过去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因素已经成为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变量。只有把握这些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建立模型对今后经济现象作出预测，经济学研究才有意义。如果把连续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经济学越来越摆脱江湖郎中式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成为变量越来越复杂、模型越来越先进的真正的科学。
经济现象是社会诸多现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喜怒哀乐都会影响到经济变化，经济学所关注的社会关系中从来都不存在“理性人假定”，只有把人的因素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围绕着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展开自己的思路，经济学才能够抓住经济现象的要害部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习惯于在貌似客观冷静地分析下面，把每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人都看作是冷血动物，认为只要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就会作出理性的举动。而这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告诉我们，当一项政策出台的时候，恰恰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经济预期变化，会大大影响到政策的可行性。这一点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表现最为明显。
经济学家或许无法解决这种经济互动所产生的根本问题，但经济学家能够指出这一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恰恰和算命先生告诉我们的一样。当某个算命先生煞有介事地预测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可能在心理上乃至行动上就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结果。当我们因为算命先生预期的结果没有出现而准备追究他的责任的时候，他可能会哈哈大笑，搬出经济学家的理论，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正是由于预测的出现，才会导致预测的结果发生变化。当然，政府的宏观政策不是算命先生的预测，政府的宏观调控旨在干涉经济的走向，从这一点来看，当政府的宏观调控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不是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问题，而是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告诉政府部门，当决定出台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
在我国过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政策走偏的现象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对政策可行性研究不够，也是导致许多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本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的成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加入中国的经济因素，指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时间是一条直线，但是在各种要素的冲撞下，时间就会变成一条不断打折的曲线。这种在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经济现象，是导致当今许多国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本届经济学奖获得者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商业周期分析上，对一个具体国家的整体走向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这不是本届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局限，而是中国经济学家开展研究的起点。
在互动的状态下发现经济周期规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著名诗人卞之琳的这首《断章》可以形象地说明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取得的成果。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把别人作为观察客体的时候，别人也在把我们作为观察的对象。这种主客观相互作用、不同主体之间互动的现象，恰恰是许多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比如说，当家庭成员预测到未来的资本税收将会增加，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减少存款，以降低家庭核算的成本。这种几乎本能的理财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同样道理，当企业预测到国家的货币政策将会放宽，通货膨胀将会出现的时候，企业会自然而然的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转嫁风险，而这样做必然会对国家的金融调控政策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沿用过去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自上而下的管理决策模式必然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宏观调控者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决策对象可能作出的反应，必须对自己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的后果作出更为周详的安排。
现代宏观管理是一种建立在信息充分而且信息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人性化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管理对象的反应，必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要素作为制定政策的必要条件。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恰恰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有成效的努力。他们对技术的发展、家庭的消费、企业的投资、劳动力的供应等各种要素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且把所有这些因素都纳入到决策的范畴之内，成功地分析了商业周期变化规律。这种建立在新的视野下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在我国，虽然经济学流派纷呈，但从总体来说，西方传统的经济学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不少学者在进行经济现象分析的时候，仍然抱着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把经济作用的对象看作是毫无生命力的工具。他们认为，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可以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主体进行必要的区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的激励机制，并且通过物质奖励的办法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由于缺乏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因此，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出现了严重的外部副作用，在有些地区，个别人的发家致富导致整个地区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期望通过改变金融政策、价格管制、财税手段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资源占有基础的不同，在经济调控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而是一味地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来缓解日益尖锐的矛盾。事实证明，这样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必须有利于改善国民的福利，而国民福利的改善固然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别，但如果忽视了眼前的利益，那么，长远的宏观政策目标也未必能够实现。这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是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而从静态的经济现象出发，展开思路，但是，当研究深入到实证分析层面时，我们必须建立动态的分析模型，必须将分析对象的各种反应纳入到我们的变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会有现实意义。事实上，这种考虑到接收者主观感受的经济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譬如，在进行商务谈判时，人们提出的每一个报价都可能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正是在这种互动的状态下面，彼此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国的经济学家并不是不知道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沉浸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中，没有看到现实社会中多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将各种社会现象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判断，而这样做恰恰会误导决策者，对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自从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关注社会变革中人的因素，尤其是这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但是，这种关注各种社会变量对经济总体走势所产生影响的分析方法，何尝不是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呢。所以，我们应当消除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的鸿沟，学会从细微处人手，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现象作出分析。其实，亚当·斯密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仅是“看不见的手”，他比任何经济学家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操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精髓。这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只不过使用现代数学语言印证了亚当·斯密的科学论断罢了。从这点来看，我国的经济学家还应该更加全面地了解古典经济学的精神。
在经济学领域，数学模型不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每一个技术分析结果的背后都隐含着经济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经济学家其实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内在美，并且希望通过科学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家是天真的，也是快乐的。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世和出世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用超然的态度建立科学的推测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所关注的各种因素尤其是人的价值给予充分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结果才会有实际意义。坦率地说，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还停留在“泰罗制”时代，他们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变化，没有对需要倍加关注的“社会人”给予必要的同情和爱护，因此，他们提出的许多经济决策建议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事实一再证明，当一项经济决策不能被公众所接受的时候，公众要么群起而攻之，要么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导致经济决策扭曲变形，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