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作者：陈壁生
陈壁生：如果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教授：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
陈壁生：2004年的中国人文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蒋庆先生编了一套给儿童的经典读本，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第二个事情是《甲中文化宣言》的发表，您也是这份宣言的签名者，第三个事情就是《原道》十年。最令人感觉新鲜和兴奋的，是在读经争论中，一大批秉持自由主义理念，以自由主义作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读经争论中，而且他们的倾向都是赞同读经。
杜维明教授：我现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有自己的观想。最近比如庞朴先生，他公开说，我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朋友，他是我的忘年交，叫丹尼·贝尔。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在经济的领域，我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特别突出分配的重要性，在政治的领域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对人权、法治、自由、平等观念特别强调，在文化上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要承继我的文化。他的文化是犹太教。我觉得一般的保守的提法，总是把保守跟激进、和自由分开来，这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区分方法。但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一些研究基督教神学的杰出人物，事实上他们在美国自由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们认同基督教就说他们是保守。我们可以把保守的观念理解为一种保存、继承，就像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这种继承的本身又有创造，又有重新的诠释，就是重视文化。有些人根本不重视文化，说我们搞政治搞经济，对文化没有兴趣。
在生态环保上有一个观念，保守叫conservatist但是生态环境的保存，叫Conservationist。我保存，我保护，我发扬，我关心，我关怀。所以我想我们对文化保守，应该有自己的定义。那种认为保守就是不激进，不革命，不自由，是对文化的政治化曲解。我愿意改革，我愿意革命，不平等的事情我愿意改变。但是我对文化的继承，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理念，对传统观念，对文史哲非常重视。我认为文化保守不仅是上层结构的内容，文化保守对人的整个日常生活起非常大的转化、导引作用。
我参加了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论坛，我提了关于自我，关于社会性，主体性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政府组织的论坛上，我谈了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所起的作用。《甲申文化宣言》谈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共识，这个宣言的本身比较突出多元，开放，对话。
现在有一种文化自觉，要寻找文化的主体性，那么我们从事儒学研究，当然希望儒家传统对主体性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同时，当然有些从道家的角度，或者大乘佛教，都有可能找到资源。
陈壁生：您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杜维明教授：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第一流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革命者，包括像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对儒家进行严厉的批评，事实上有利于儒家创造新的生命力，开拓新的空间。那些对儒家的真正价值完全没有理解，但是想通过尊孔读经来形成政治控制，对儒家的腐化反而是非常厉害的，例如袁世凯、张宗昌等军阀。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蒋介石的文化政策，其中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是也有利用儒家作为政治控制的模式。我觉得政治的保守主义甚至是政治反动者，基本上是军阀、袁世凯他们，他们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以前我说“明枪”和“暗箭”，公开反儒家的是“明枪”，利用儒家进行政治控制的是“暗箭”，“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陈壁生：现在中国有一部分学者提倡儒学必须宗教化，或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儒学本来就是一种宗教。有的学者甚至走得更远。
杜维明教授：儒家是不是宗教，或者儒家是不是哲学，这是西方的学科框架中的讨论，因为宗教、哲学都是西方的观点，其标准也是西方的标准。我们从事儒学研究或者认同儒学，西方的学科框架都只是一个参照。一个人从比较哲学或者比较宗教来研究儒学，如果他说儒家绝对不是宗教，我可以肯定他对宗教的定义是来自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来自僧侣阶层啦，教会啦，凡俗之分啦那一套。如果有人说儒家绝对是宗教，那他也很可能把社会主义运动，甚至存在主义，都视为宗教。这两种倾向，对宗教的定义，一个是很宽，一个是很狭。我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
儒家是不是宗教，儒学有没有过成为宗教的时候，这是历史的问题。比如当初康有为要把儒学变为宗教，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在海外的影响非常大，在印度尼西亚，现在儒教的信徒超过一百多万。
陈壁生：印度尼西亚的儒教信徒有一百多万!
杜维明教授：是的!一百多万。所以我到印度尼西亚去，一定得把儒家说成儒教，因为儒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式。印度尼西亚是宗教国，你没有皈依一个宗教，就不合法，如果不信儒教，就只能信基督教、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否则婚礼大典就不能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儒教就以传统的方式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儒学基本上就有儒教的功能。
在香港，也有人确实把儒学当宗教，进行严肃的祭孔大典。
内地的情况比较复杂，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是儒教，他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角度看，不说儒教是人民的鸦片，最少也是非常封建，非常落伍，是要批判的。有些学者，例如蒋庆、陈明，他们希望儒家成为宗教，这个宗教有教化的一面，但也成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组织。年轻的像清华大学的唐文明，他也认为儒家一定要成为宗教，成为宗教才有社会影响力。另外像回到清华的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林家翘，他跟我提过这个问题，他也希望儒家能够成为一个宗教。这个宗教是一个现代宗教，跟一般的传统所了解的宗教不一样，其仪式各方面，或许跟书院有关系，但是一定有它自己的表现形式，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或者作为一个学术传统，我把它分成道统、学统、政统，分别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核心价值，一个学术传统，或者作为一种实践。在道统的问题上，我不是说在客观上形成一个道统，不符合这个道统的就不是真正的儒家。现在在台湾的儒家讨论，这种斗争非常激烈。鹅湖学派说这是正统，士林学派说另一个才是正统。这个问题我希望了解，但是基本上不太参与。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或者认同儒家的学者，你就必须清楚自己的思想谱系是什么。这是个人的哲学思想的自觉，如果你说你没有自己的谱系，那是你对自己的理解不够。比如说哈贝马斯，他的谱系就非常清楚，他的思想就从马克思，经过马克斯·韦伯，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对我而言，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又受到熊十力、梁漱溟他们的影响。上溯到历史上，刘宗周、李退溪对我有影响，王阳明、朱熹对我有影响，荀子、孟子对我有影响。但是如果要选择，孟子还是荀子对我了解的儒家的光大更有影响，那我要选孟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了解、不研究荀子。朱熹象山辩论的时候我比较同情象山，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朱熹，只说我是象山学派就对朱子无所知，那还得了!朱子的影响十几倍大过象山。我说对阳明比较认同，但是李退溪承接的朱子传统，对阳明学做出很多的批判，并且发展出理学气学，所以对此也必须了解、研究。每个人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应该自己要知道他的思想谱系是什么。这与客观上道统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自我理解，另一个是我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儒家的道统代表什么。
政统如果严格的说就是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这是更复杂的问题。现在蒋庆非常重视从公羊学发展儒家的政治儒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但是不能说发展公羊学之外，讲心性的讲其他的都不是儒学。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儒学作为一个波澜壮阔的大传统，和基督教一样，中间有多元多样性。它不仅在时间上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而且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有中国的儒学，越南的儒学、日本的儒学、韩国的儒学，其分别太大了。如果以一个狭隘的观念来研究儒学，就非常有问题。现在一些人讲儒学第三期，在他们眼里这第三期发展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中国人，但是我的理解完全不是这样。最近我到日本，九十六岁的冈田武彦过世了，冈田武彦对现代儒学的发展，在日本，在北美，贡献太大了。在国际上，陈荣捷老先生，美国的狄百瑞，都很有贡献。韩国的有一个我们都很少提到的人物，叫李香英，他在六十年代，就在汉城主持召开世界国际学会，讲儒学和经济发展。李香英是牟宗三先生很好的朋友，他是北大、东京大学、高丽大学三个大学毕业的。
我希望儒学有第三期发展，第一期是从曲阜到中原，第二期是从中国到东亚，第三期是进人世界。如果有第三期儒学发展的话，我们假如只考虑中国，那是很狭隘的。必须要看到日本、韩国等地的发展，日本、韩国儒学的发展，比中国要远远超前，超前50年!因为我们1949年到1979年没人真正谈儒学。这方面你看冯友兰先生受了多少的苦!在海外很多学者说冯友兰背叛了儒学，但是我对冯友兰，从他的新唯识论来重新了解儒学到晚年的时候回归横渠四句，其中经历了很复杂的思想历程。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公案。从长远来看，我希望儒学发展应该有比较开放的心胸，但是也应该有比较坚定的认同。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当然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平台，重要的观点都可以讨论。怕的就是不同的学派，在不同的平台发言，没有真正的交锋，如果有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锋，那么各种不同的观点就可以在这里碰撞，可以有观点的创新。这对积累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乃至提升伦理智慧的贡献很大。现在除了经济资本以外，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重视杂志、报刊、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同时除了智商，要培养伦理智慧，说是“情商”也可以。因为儒家有身心性命的传统。
我有一个忧虑，我发现人文学本身，包括儒学，内耗太厉害了。这是不必要的。内耗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人文科学边缘化了，本来就没有什么资源，因此夺取资源的时候更在意这些有限的资源。而且，人文学的气魄不够壮，不能跟自然科学、经济、企业管理这些掌握大资源的领域对话，反而在自己内部，在极少的资源中进行完全不必要的内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