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
作者：孙玉蓉
黄波先生补正的依据，是看到了俞先生当年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刘士杰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即发表在2000年1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上的《俞平伯先生印象记——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一文。该文还发表在2000年6月30日北京昆曲研习社《社讯》第13期，题目为《一位非常可爱而又可敬的老人——俞平伯先生印象记(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文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俞平伯在河南干校的往事。作者写道：“后来，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这段记述果然“富有戏剧性”。我们知道，俞平伯先生是1969年11月被下放到河南干校的，1971年1月，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与吕叔湘、翁独健、孙楷第等11位著名学者、老知识分子受到了特殊照顾，从河南息县提前回到了北京。“于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已是1971年4月的事了。那时俞先生已经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他们组织的学习组里参加学习了，明港军营已经不可能留下俞先生的身影了，刘士杰先生又怎么可能在明港军营中看到俞先生坐在人群里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呢!很显然，这是作者在印象的基础上，加入了合理想象，只是忽略了主人公不可能在场的这个前提，所以“印象”失真了。俞平伯先生当年“唱样板戏的一幕”或许会有，但是，决不可能发生在明港军营中。那么，这一幕究竟发生在何处?时过境迁，现在已不能确说。既然是不能确说的事情，当然不能写入《俞平伯年谱》中。以事实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我们治学的原则。
在此，我还想顺便说一说刘士杰先生在《俞平伯先生印象记》中，出现的另一处误记。文章说：“在‘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把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东方红街’、‘反修胡同’等‘革命性’的名称。而不识时势的俞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其后果可想而知。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斗。红卫兵小将们说，我们破四旧，你倒在复四旧，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这段话告诉我们：俞先生是在红卫兵破四旧、为街道胡同改了革命性的名称后，“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革”一开始，俞平伯就被打人了牛鬼蛇神的行列，每天接受改造，随时接受批判、批斗、游街，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更何况红卫兵破四旧时，俞平伯自己也在经历着被抄家的劫难，并被迫由居住了数十年的四合院搬出，住进了跨院的两间小屋子里。此时此刻，他哪里有心情、有时间、有条件去“针锋相对”地写“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呢!
据我所知，俞平伯先生确曾写过一篇考证北京胡同的读书札记，而不是一本书，题目为《“铁狮子胡同”与“田家铁狮”》，发表在1962年6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谈了相传北京安定门内张自忠路的“铁狮子胡同”是因明代田弘遇故宅的“铁狮”而得名。俞平伯从谈迁的《北游录》一书中得知，田氏故宅原在北京西城，与“铁狮子胡同”不相关。况且，在田氏故宅之前，即明代中世，北京已有了“铁狮子胡同”之名，可见此名的由来与“田家铁狮”毫无关系，只是后人传讹，才误合为一。在俞先生的这篇读书札记发表四年之后，红卫兵才破四旧，为街道胡同改名，可知俞平伯无论如何“不识时势”，也不可能与当时的红卫兵“针锋相对”地干。由此可见，“印象”被错位剪辑的事情是很难避免的。即使是我们自己亲历的往事，忆述出来也常会出现失误，更何况一般的同事、朋友呢!
读书可以使我们增长知识，可以帮我们排疑解惑，也可以教我们如何处事做人。然而，读书也有给我们增添疑惑的时候，比如阅读人物传记等回忆性的作品，就常常因为追忆史实失当，让人感到真假难辨，莫衷一是。上述所举记忆失误的事例，就说明了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没有原始客观的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仅靠记忆去回想数十年前的事情，不出现失误倒是不可思议的。张中行先生在与读者谈他写的回忆录《流年碎影》时，说：“书写完后，我的女儿说有一处把她上中学写成了上小学，说明我也有记错的地方。后一部分可能好一些，因为有日记。”(见1997年8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鉴于此，我们不想去苛责作者，只想通过自己广泛的阅读，使自己所关心的史实能够在不同的作品中得到比较和参照，从中考查出是非、真伪、虚实，分析出作品是否实事求是，是否真实可信。这样读书，对我们来说，不也是一种乐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