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德赛”风流去，“秘逻”争芳来？

作者：叶　隽

　　可不是吗?补一句“秘逻争芳来”，原本就意味着对五四那代人的再省恩。说“德赛风流去”，决不是就要否定民主与科学，而是针对五四时代它们占据压倒一切“惟我独尊”的地位而言。其实，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晚清以来的历代前贤都试图不断推进自己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但毕竟受制于时代风云、中国语境、个体学养等诸多因素，他们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了五四的高度，将德赛二先生捧为两尊巨佛，未尝没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那个时代注定只能成为历史，我们必须重新选择起点。虽然，我们懂得“同情之理解”，我们也会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我们不会盲目，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比较，我们要省思。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如何认识曾强烈冲击并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西学”，甚至不仅是“西学东渐”的那个“西学”，也还有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西学”。引进“秘先生”与“逻先生”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强调回到西学的源头，即在思维模式的最根本处进行梳理与认识工作。民主、科学乃至经济、政治等，都不过是由“逻先生”引发开来的“花果”而已，“只见树木不见林”是短视症，只见“花果”不见“根茎”同样有“报喜不报忧”的嫌疑，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种子”落下的地方。
　　五四那代人自然有大无畏的勇气，敢于斩断传统，做那“无根之人”。然而，他们实际上倒是最有根的，他们的传统文化乃至国学底蕴都相当之深，一方面在高声宣扬莫读古书，一方面却可以从容做出骈文律诗，那传统的修养任是欧风美雨怎么吹打也是变不了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可是，前辈却苦了后来人。西学拥人，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方面的冲击，也具体落实在教育体制诸方面，一旦没有了私塾、消解了书院，连同几个最后的国学大家都成了“消逝的风景”时，“传统”就真地距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了。前贤确实有选择的自由，可当初勇毅果决地“打倒孔家店”时，可能绝对没有想到会陷后学于如此困境之中吧?当然也有学者号召诵读古诗词，恢复中华经典，这些不懈的努力都值得赞赏，然而其中传统的含金量究竟如何?较之当年从传统中从容走来的各位前贤，恐怕不言自喻吧!今天的状况，竟然是欲接续传统而不能，做这“脱根之木”，真是好苦!然而，细思前途去路，或者惟有接续“千年之血脉”之一道，才是让后人不继续做“无根之木”的可行之途。确实，“德赛风流”，已为过眼云烟，“秘逻争芳”，必将如火如荼。然而，当代中国，所缺的可能并不仅是对西学的仔细打量、深入源头与比较鉴别；对传统的重新认识、接续源头乃至复归大道，可能是更重要的工作。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在西方文化中，“逻各斯”与“秘索思”这两个传统，确实各有千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百年”，用在二先生的时代消长上，可能还真地有道理。虽然在当代世界，由逻各斯而来的主张理性、科学、逻辑、清晰的思路占据主导地位；但当代世界所产生的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问题与现象，也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他种思维与传统的可能。在德国古典时代，歌德等人尝试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早年之狂放不羁，大有冲决网罗的豪迈勇气，其中浪漫的成分居多，“狂飙突进”的成型与发展多少有些神秘主义的倾向。可年纪稍长，即走向理性，在启蒙的旗帜下保有理性、科学的步伐。但终究是步入了古典时代，即选择古代希腊、罗马为理想标的，即我所谓的“古典镜像”。歌德与席勒，尤其是歌德的身上，似乎“逻先生”与“秘先生”的影响都比较明显；在后期，尤与秘先生相处颇密。这种种细微末节处，或许正是我们值得反思的，尤其在当代语境及其现实困惑之中。从“德赛风流”到“秘逻争芳”，历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至少我们由单纯的“花果飘零”走到了“源流尽处”，对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认知是否可以由此在“质”的意义上“更上层楼”?这，既测试研究者的“功力”与“智慧”，也考量后来人的“沉稳”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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