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学术评论能够这样写吗？
作者：李辉凡 张 捷
这篇文章的作者口头上反对文学政治化和图解政治，反对在评论文学作品时进行“政治定性”，实际上他在大多数文章里谈的都是政治，都用他的政治观点来看待文学。如上所说，他先设定苏联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把正面反映苏联社会生活的作品一概斥之为“图解政治”和“粉饰现实”的“应景作品”：另一方面，只要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揭露，那就是杰作，甚至将其当作经典。他在这样做时，常常达到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在进行“评论”时，常常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作品作任意的“解读”，根据自己的需要尸裁剪”别人的话，有时像他指责别人那样，不惜“肆意地篡改和歪曲”。例如，他对别洛夫的小说《一切都在前面》的分析就是如此。他撇开小说的情节结构、形象体系以及小说主要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不谈，根据其中的一个过场人物在一封信里的话，便断定小说的主题是“呼吁改革”，硬是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作者的这部作品起了为“改革”造舆论的作用。为了加强自己的这一论点，还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位批评家的话。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甚至敢于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伟人的论断。例如，他在批判我们书中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要提倡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这一观点时，说什么它“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段话里怎么能够得出反对集体主义精神的结论呢?他们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个性，人的聪明才智，人的创造力可以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而这也就是全社会发展的条件。这里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丝毫没有否定集体主义精神的意思，也没有把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主义精神对立起来的意思，相反，在这里“个人”与“集体”(一切人)的发展恰恰是一致的。试问：集体主义精神如何“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到底是谁违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呢?!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对立面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已主义，而决不是人的个性、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自由发展；它与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也毫无关系。
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谈社会主义时曾这样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可是《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即苏联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在引用小平同志的话时去掉了其中的“完全”二字，变成“也并没有搞清楚”。这样一来，意思就不同了。我们开头还以为是引者一时疏忽，但是查了查他的别的文章后发现，他早在1997年《我们应当怎样接受高尔基》一文中就这样做了；2002年他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怪论》一文中也把小平同志这句话改成“苏联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摘清楚”。最近除了在“评论”我们的文学史的文章中引用时去掉“完全”二字外，在《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再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也继续照此办理。我们想在这里提醒他一下，他这样做已经快要超出学术问题和学风问题的界限了，不要再这样干了。
《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屈尊给我们的书当了一次“志愿校对员”，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刊误、疏漏和不妥之处，这里要对他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这本书出版时，因时间匆促，有的词句来不及多加斟酌，付印前也没有看到最后的校样，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我们自己早已发现了，某些同行也善意地向我们提出过。在这里我们要向读者朋友表示歉意，如果以后有机会，将设法作某些补正。
最后还想说几句。二十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要正确地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罗斯文学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因此本文开头就说，我们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写这本文学史的。我们根本没有过要写出什么“范本”的奢望，只是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写出了我们的认识和看法而已。官后来被当作教材和考研的参考书，我们心里也有些惶恐。不过我们相信青年学子的鉴别能力，他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地受到“毒害”的。二十世纪刚刚过去，尘埃尚来最后落定，对这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研究才刚刚起步，要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定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把自己的看法作为定论，以一已之见来衡量别人的观点，对不同意见动辄讨伐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为了使文学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很必要的。我们非常希望和同行们经常交换意见，以达到相互启发和取长补短的目的。我们殷切希望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普遍地有一种相互尊重和团结协作的良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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