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3期
中国人的城市化
作者：陈映芳
“城市化”是一个正在改变着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并且也令全世界注目的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它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又意味着些什么？
按照一般教科书和辞典的说法，“城市化”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它最主要的内容应该包括人口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结，以及城市型生活方式向全社会的渗透、普及。这样一种“城市化”过程，与“产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产业化—城市化—社会现代化其实是一个社会变动链，产业化必然会导致乡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而城市化又必然会给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变动链中，城市化以产业化为基础，又不囿于产业化。与此同时，它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起端。
换句话说，虽然人们通常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作为一个社会的城市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但城市化决不是简单的人口过程。具体说来，作为社会的综合变化过程，城市化所涵盖的，应该包括人口、生态的层面(形态的层面，人口的集中、空间的凝离、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化等)；社会结构的层面(专业分化的发达、地缘／血缘关系的稀薄化、团体参加的多样化等)；生活结构的层面(构成生活的诸要素，以及这些要素间各种关联的变化，城市型生活意识、生活方式、生活目标及手段等的形成和扩散)；以及社会意识的层面(城市型性格的形成)。
但是，我们今天在许多国内报章杂志上所看到的有关“城市化”的概念注释、观念主张甚至政策导向，却明显朝着经济、人口方面倾斜。“城市化”被简单地解释为经济学、人口学的过程，很多时候它被等同于产业化，或者被解释为城市的扩展和再开发。人、社会、以及生活、意识等方面的内容被忽略了。
这种现象多少与支配价值以及某种国民诉求有关。“国富民强”，变农业的中国为工业的中国、变乡村的中国为城市的中国，这其实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国人对于城市化的渴望和想象。
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93个，设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到2003年年末，我国设市城市已经发展到660个，建成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4年6月公布)
我们还知道，中国的人口正大量地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以人口的非农化程度为统计标准的“城市化率”正不断被刷新：按照国家发表的统计结果， 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为17．9％，1993年为28％，目前最新统计为40．5％。
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了无数急速地兴起、扩展的大大小小的城市，也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拥向城市。城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存场所以及社会的、文化的空间。
谁的城市化？
但是中国社会的城市化道路，真可谓“曲折又艰难”。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曾有过将数十万、数百万人从城市强制迁往农村的历史，政府还曾用种种法律制度来禁止或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一直到如今，被视为具有反城市化特征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依旧被维持着。
今天，当我们对比着世界各国的先例来讲中国的城市化时，不能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形有所了解和思考。首先，最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有近八亿的农村人口，我们要建多少个城市，才能让他们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自1980年代以来，围绕着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小城镇”论(农民就地城市化)与“大城市”论之间的争论，看似有了结果，主张扩建大城市以适应城市化需求的观点成了目前居支配地位的主张，各种“大城市规划”和“提速城市化”的方案成了热门的话题。但是，这样的城市化，其产业基础如何？城市、城市化真的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来实现的吗？
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我们的另一种国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颇为特殊的研究范式。在这个范式中，战后以来、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以来的东南亚各国、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它们的一些具有某些共通特征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与它们目前的经济开发、政治改革、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成为主要的关注内容。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发展／开发”以及“城市化”，我们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正普遍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由于迫切地希望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从政府到一般社会成员，会对经济效率和工业化、城市化形成强烈的诉求，从而使开发主义／城市主义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自上而下的经济运动。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未经过相应的现代化过程，这种国家体制(威权政治和国家掌握主要资源)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得以较轻易地利用包括国土资源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资源，来实施开发，追求经济效益。与此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各阶层及各种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多处于失衡状态，由开发而获至的巨大的利益往往会因此集中流入到少数强力团体囊中，并催生新的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利益联盟。这些群体往往与政府官员结合在一起，并与国际资本形成特殊的互利关系。
这样的状况，会加剧这些社会的贫富分化状况以及社会群体间力量关系失衡的状况。同时，利益源和得益量的骤增，不仅会不断刺激强力群体逐利欲求的膨胀，也会促使他们形成对既有得益机制的自觉，从而使他们加倍努力地去维护甚至新建能够确保自身得益的制度。所有这些所造成的结果看起来似乎是悖论式的：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片面城市化问题、社会不公问题、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衡加剧问题、社会政治生态恶化等问题，几乎成了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
回头来看中国这些年的城市化历程，有些问题就不能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到底是谁的城市化？由谁定夺又是为了谁？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城市土地的含金量，一块块都被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细细计算过，为了经济的或政治的种种利益需要，土地上的一切，包括建筑、植物、社区、家庭、生活、文化、传统等等，统统都可以被摧枯拉朽地消除。相信后人在评述这一段历史时，会为这样的“奇迹”所震惊：这样一场运动，居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似乎没有哪个“市民”或“团体”、也没有什么道义和法律的力量，可以将推土机拦住。
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城市居民失去了原有的住宅、社区和生活，他们无奈或被迫地离开了老城区，搬迁到了城市周边地区；许多城郊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如愿过上原本期待的城市居民的生活。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从农村流往城市的迁移者。作为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他们的大迁移原是国家、资本以及城市的需要，也是三农困境的必然性结果。但是，这二十多年来，不仅他们的户口身份依然被国家制度规定为“农民”，而且，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进城务工者及其家属的迁移成本，从交通成本、居住成本、生产／劳动投入一直到他们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甚至社会管理的成本，几乎统统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一直到今天，尽管从中央到城市，各级政府的官员都在谈“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但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国民待遇(最基本的如国民义务教育待遇和国民社会保障待遇)，以及作为城市劳动者、居住者和生活者的市民权(法律上的权利、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以及具体的市民待遇)，依然没有真正的落实(按：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城市政府出台了一些户口改革政策，以及落实外来人员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的政策，但国家并没有取消原有户籍制度，也没有承诺支付相应的国民待遇，而地方及城市一般也并不给非本地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户口及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蜚声中外的“城市化”运动，在我们的城市中造就了一亿多生活在城市中，却被隔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的“非市民”！这难道不是中国城市化历史之耻？
摄影家们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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