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3期
回归家庭 学习生活
作者：郑也夫
演讲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第二个部分是重新理解家庭和社会；第三个部分是重新理解工作和生活；第四个部分是重新理解教育。
一、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
第一个部分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挑起的一场争论。1994年我写的一篇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发表在当年的《社会学研究》第二期。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六七位女性社会学家和一位男性社会科学家的激烈反驳。
我的文章说到了社会主义和男女平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宗旨是保护弱者，就男女而言，社会主义是保护女性的。当社会主义保护弱者、保护女性的实践走到了极端的时候，挫伤了效率，以至于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起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向。反省社会主义的这个宗旨，我认为在曾经推行的所谓的男女平等破坏了中国家庭的角色分工，给中国家庭造成很多混乱。因何破坏呢？因为误导了双方的心理。此前，中国社会中的家庭分工和人类其他社会中的家庭一样，分工有序，讲究效率；谁出外做工的效率更高，谁出外做工；谁出外做工的效率不太高，而在家庭的效率更高，谁留在家庭之内。做出这样一个理性的选择，符合家庭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告诉女性：你不要以为你的力量没有男人大，你可以和他赚同样的钱。它提倡妇女到社会上工作去，而且同工同酬。当这样的政策推行了三十年，就在大家心理上形成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对女性的影响是：挺起腰杆来，我们在能力上，在贡献上比他们一点都不差。对男性造成的影响是：我们在工作上比人家没有什么优势，人家挣四十多块钱我们也挣四十多块钱。在这样一种政策下，大家都出去打工，下班回来都很疲劳，丈夫的体力比妻子强，那么家务该多做一些了吧！钱我也没比你少挣，咱俩毕竟是两口子，我比你还疲劳，家务就是你干了么？男人想想我钱确实也没多挣，也没什么别的能力，在家里就赶紧揉面做饭吧。我觉得这政策造成了一个双向的误导：一方面，使男人觉得自己不行；另一方面使女子觉得自己行，其实在以体力为基础的生产中她肯定赶不上男子。我们强调“妇女是半边天”。日本的妇女在六十年代前后大多数是不出外工作的，日本靠男性的半边天创造了现代化，靠它的另外半边天创造了日本井井有条的舒适的家庭生活。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靠这一片天没有创造出一个现代化来，我们俩人一块干还没有赶上日本一家出一个人，回家以后呢，两个人一起面对一个乱糟糟的草窝。
我认为男女平等对女性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则：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一个女性，她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做总理，那她就应该做，社会上不应该有歧视，说她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做不了。不应该有一种意识形态来阻止她攀升到任何一个高度。但同时我主张下不保底。如果在一个市场的竞争当中，你没有找到一份工作，社会不是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那样，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当然理解社会不会配给你一个配偶。
接着就是我的文章中最敏感的回家的问题。因为有了出门工作，到一个工厂、一个工地去工作，所以才有了回家的问题。我认为出门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插曲。工业时代之前，男人女人都是在家里，都是围绕家庭转的。不错，男耕女织，男人离自己的住房可能远一点，三十亩地一头牛，三十亩的那块地的远端最多离家有二里地。女人可能就在房子周围转悠，养孩子，喂牲畜。但是那三十亩地也是在家庭范围内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严格地说，男女都没有出外工作，都在家里工作。前工业时代的历史都是这样的历史，没有一个回家的问题。在后工业时代呢，人们越来越依靠信息，和工业时代大不一样。工业时代是密集化生产，为了追求生产的效率有必要把人密集在一个厂房里，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流水线，需要人们凑到一块去干。此前不是这样，此后大约也不需要这样。所以说，大概也就在这段历史当中，把家庭当中的一半成员推出去工作了，另一半人留在家里。留在家里的到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兴起的时候，心理忿忿不平，说我也要出去，出去以后在竞争下岗回家时，心中怀有更大的不平。我认为回家出家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个历史插曲，此前不是这样。那此后应该是什么样呢？拿我本人现身说法，我已经在家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我在研究院的时候每礼拜上一次班，剩下的日子在家读书写作，当我去大学工作后就是上课时去，我是一个不太有纪律性的人，开会的时候我也常常不去。我上课每周一次或两次，其它时候都在家里。我认为妇女应该开创在家工作的方式。索性为大家读两段原文。这是首篇文章中的话：“每个中国妇女，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官方恩赐的终结，都要重新为自己定位。再不是以男性的特征作妇女解放的标志。妇女是人类群体中的一极，她应该把自己的独特的潜力展现出来，她应该找到切合自己的生存、工作、审美方式。为什么养育一个孩子比造就尸件商品低下？为什么在家庭中不可以兼营一些社会工作？为什么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沦为单纯消费单位的家庭，不会因妇女的开发重新成为爱情、生存、工作的共同体？男人们已经走入现代社会为他们造就的巢臼中，难有生存方式的突破与创新。女子则刚刚跨出传统社会，尚处在现代工作方式的边缘上，充满了选择。他们不仅可望重新为自己定位，其潜力的开发还可能会为21世纪的人类生存方式提供新的选择。”这是回应批判者的话：“女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其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或长或短地退居家庭。如若不是沉醉在工业文明开创的密集型社会工作方式和男人的价值中，作为一个群体，她们最有希望在家庭中开创出一种新的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生存方式。最终，那将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文明。”(演讲时本打算读这两段文字，但忘了带去文章，修订演讲稿时将口述换成原文)
这篇文章遭到了六七位女性社会学家和一位男性社会科学家的猛烈攻击，杂志社一连组织了两期，每期有三四篇批判我的文章。其中有一些女性研究的核心人物，比如李银河、李小江。最后我也做出了的回击。在1992年《社会学研究》 2、4、5期，连续发表了四期。我举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来支持我的观点，那就是托夫勒。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说，现在的很多公司不需要上班去工作。这些公司有50％的人可以在家里工作。有些公司有75％的人可以在家工作，他们是从事信息产业，直接通过电脑就传过去了，为什么要天天到单位去呢？当然有必要每隔一段时期，比如说每周大家见一次面，完全不需要天天去。大家知道现在的产业部门的就业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更多的是服务业、信息业、IT产业，不需要天天上班的。这些为我的观点做出了很大的支持。我认为最终的争论我是占上风的。
我非常高兴有这场争论。但也感到一点遗憾，我觉得参与者都不能超越性别角色，形成这样一个女性社会学家一块批驳一位男性社会学家的局面，还算不错有一位男性社会学家去帮助这些女性社会学家，打破了性别的壁垒。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应该有一点超越性，他们在追求一种真理的时候，应该超越种族、国家、阶级，乃至性别。如果完全不能超越，深深的陷入自己的族群、阶级利益、性别利益当中，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争夺者啊！那就谈不到有什么理念，有什么真理。我以为，我在探讨男女不平等与平等的追求当中，不是在争夺利益，我是在前瞻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生产方式、生存方式。
二、重新理解家庭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