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3期
“寂寞”学者的情怀
作者：任士英
2004年正月初四，来新夏先生应邀自津门来京，又一次在国家图书馆作公益学术讲座，晚上我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因为鹭江出版社组编的《名师讲义》刚刚出版了他的《古籍整理讲义》，所以他也知道我与闽地出版社有些联系，席间就顺便提到因为《林则徐全集》的因缘而为海峡文艺出版社选编了一本个人随笔集。不意在暑假将尽时就收到了来先生赐示的《学不厌集》。集子还有副题：“来新夏学术随笔自选集《问学编》”。题签显是来先生手笔，“学不厌集”四字端严恭谨，稍逊法度而不失遒美；一如来先生其人，虽满头银丝自具威仪而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本色可爱。我拜读时，被本书“代序”——“享受寂寞”的标题吸引住了。因为知道前些日子他老伴仙游，在电话里表示慰问时，来先生就提到过“寂寞”二字。当时他语气的平缓和对同事帮助料理后事的感动深深地打动了我。现在又在集子开篇见“享受寂寞”，我便不由自主地要关注一下他所经历的是怎样的“寂寞”、关注他又是如何地“享受”那寂寞。
他自言一生曾有过两次寂寞。第一次是在四十多年前，乃是被圈于牛棚，下放劳动的时间。这是人人尽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来先生在“难耐的寂寞”里用那些“曾被人踏过撕过的书稿中求解脱”，他不仅因此战胜了寂寞中的烦躁和恐惧，也使自己的心灵在肉体被禁锢的时候得到慰藉。在肉体被禁锢思想也不得自由的时期，如此能够享受的寂寞，岂非正是对逆境无道的蔑视和对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展示!他的几部书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恢复和撰写的，我想那几部书稿对于来先生而言已不单单是学术的积累与创获，而是印证着生存的意义、保留下的是生命旅程的痕迹。他再一次享受“寂寞”是在1990年代离休以后，由于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发随心所欲地读所愿读之书，为愿为之事，在极大的个人空间中恣意纵横、自由驰骋。特别是他不再甘心蜗居于“纯学术的象牙塔中”，自觉地追求“衰年变法”，开始以随笔的表达形式“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第97页)。他以自己的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人生见解浅吟低唱，竟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一苇争流》《且去填词》《来新夏书话》等十余种随笔集。这一时期以来，来先生笔下常常表达对“时代”的感谢，因为是时代对他的赐予、支持与鼓动(第95、99页)。但早已是历经世情百态、觉悟人生奥义的学者，自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对苏东坡《定风波·莫停穿林》一词的解读(第128页)，确乎是在心底里腾涌起一派宁静澹泊的纯真。不再呈其少年意气、踌躇满志，不再是轻言感动，那天门长啸、处乱不惊的泰然也跃然纸上。
二
享受寂寞的人是否就是孤独的，是否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否就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呢?江山依然，人生故我，来先生“欲将心事付瑶琴”，倒没有疑虑“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读罢这本《学不厌集》，可以体会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时事对社会漠不关心的。相反，他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享受寂寞时对学术的执著、对事业的追求、对故人的追怀、对师门旧谊的珍爱，尤其是不曾忘怀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把随笔作为表达自己一生学而不厌所得的形式，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学问“回归民众、反哺民众”(代序)。对于近年来学术界的几多文化壮举与工程，他都直言坦陈个人意见。像重修清史一事，学界议论纷纷，这一工程已在戴逸先生主持下上马，来先生撰写了《关于编纂〈清史〉的体裁与体例》(第17页)、《发掘新编〈清史〉史源》(第29页)等献言献策，他在谈到此书的字数时说：“新编《清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二十四史的总和。近定两三千万字，已属过大。姑定2000万字，如此巨大工程，至少需三稿定案，则总工作量为6000万字。以10年计，每年应完成经三审定稿之宇数为600万字，每月应完成50万字，这是机械计算。而文字工作往往难以如此计算，旷日持久，是否能始终如一，至堪忧虑。”(第27页)这一忧虑应该不是杞人之忧。其实，戴先生自己为了新编《清史》的工作，基本放弃了个人的著述计划，他早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但是下卷的《洋务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初稿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整理。据说，来先生曾为新编《清史》送给戴先生一句话：“戴公是要鞠躬尽瘁”，戴先生答以“死而不已”。令人闻之不禁感觉后背有冷风飒然而至。对于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的宏大文化工程《儒藏》，来先生又以《新编〈儒藏〉三疑》(第33页)发表评论。他先以报端对“儒藏”说辞不一而呼吁应“摈弃‘文人相轻’之积习，树立‘文人相亲’之新风”，复对“儒藏”编纂史正本清源，更对其编纂是标点还是影印的处理谠言：“还是影印本好”。究竟作何选择，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来先生提出的作标点本不妥的问题很符合情理：“标点一部大书，旷日持久，又算不得评职称的成果，谁肯担此重任?一拖就是几年。标而不校，等于半截子工程，又有谁来校定?标而有疑，又怎样来考订是非”!这番话虽并无深言奥义，却实在是高论。不仅涉及古籍整理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更涉及到当今体制下的某些“规则”，而往往正是这些规则决定了事情的成败。
三
宿儒耆年，回忆前尘，对旧交故友的追记是最有可读的文字了。来先生此集中不仅卷五有“儒林观风”专作述说，而且在另外四卷的“学术管窥”、“书山有径”、“撮其指要”、“书海徜徉”中也处处闪烁着他记忆的碎片，就像尚未完全打开塞子的陈年老酒散发出阵阵醇香。他早年就读辅仁大学，以《汉唐改元释例》为毕业论文得陈援庵先生指点，故是陈垣老门下弟子。后又得范老(文澜)垂青得为研究生，聆听教诲，体会“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的深意(第 89页)。他一生中所遇良师多多，像中外交通史大家张星粮(亮尘)、版本目录学巨擘余嘉锡(季豫)以及柴德赓(青峰)等先生，复有启功(元白)、赵光贤等，均一代大儒。来先生追忆师门掌故，自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笔下的记录尽管断断续续，但凡是着墨之处均能曲尽其妙。如记录当年迎新会上模仿陈垣老漫步讲台、以手捋须的动作被批评后的自责、对陈垣老教学一丝不苟的回忆，都很能表达出一位大学者、真君子的自然神情(《师恩难忘》)。启功先生以诗书画创作与鉴定享誉海内外，来先生对其师书法自然也是喜爱有加，曰其“中年以后，飘逸潇洒，直逼明人董其昌与邢侗。八十岁以后，年高体弱，笔墨略见瘦削，但字体、行气、用笔等等，依然大家风度，足以示范后学。”(第241页)当他见启功先生以签名笔之类的硬笔为曾贻芬、崔文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的题签，不禁引发阵阵辛酸：“我心酸于吾师老矣!”进而，来先生以启功先生因患眼疾难用毛笔仍以硬笔题签，是“为了不让晚辈失望”的揣度感慨这“难得的温暖友情”，则又是来先生读书评书之际体味其中所装载的“人间冷暖”，这情之所动，又岂可以寻常“寂寞”抒其胸怀!?来先生《元白先生的豁达》记1996年初夏探望刚刚病愈出院的启功先生的一次谈话：
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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