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洞穴的隐喻
作者：王 晨
柏拉图在《申辩》篇说：“苏格拉底是自觉地不参与政治的，他声称自己的天赋就是研究哲学。”虽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话却不那么能轻易地说服人。即使苏格拉底真有不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图，他的客观行为与此主观意图统一相符吗?
让我们从那个著名的洞穴说起。
那个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看到了比在洞内更清晰的东西，并由此发现了以前自己所处乃是一个“洞穴”；而他的同伴们依旧处于它的黑暗之中。柏拉图显然并不是随便选择或设置了这样一个角色，即使他走出洞穴纯属偶然，自由囚徒的特性也充满了预设的意味。他完全可以沉浸于这种新发现的透彻明亮中，没有任何威力迫使他带着唤醒洞中人的使命重返洞穴，但他不仅这样做了，并且在洞内遭受歪曲折磨也无怨无悔。于是不经意间，柏拉图笔下又预设了一种新角色：与自由囚徒相对的洞内囚徒。虽然囚徒是否获得自由似乎由偶然决定，但这位获得自由的囚徒返不返回洞穴，却对剧情发展的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决定作用。换言之，两种人格的结构是决定剧情的根本原因。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有高贵和平庸之分，比例是极少比极多。——这是一个更大的评价参照。
那位高贵的自由囚徒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苏格拉底，而苏的死亡也证成了柏拉图对自由囚徒人格的高贵预设。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洞穴可以被想象为城邦，这个想象的意味完全不同于在知识论层次上洞穴被比喻为人的被蒙蔽状态，而这个苏格拉底也不只满足于摆脱知识论层次上的被蒙蔽状态。如果他仅是知识论层次上的精英，那么，他在看到更加真切的世界和阳光时，这个要求就达成了其圆满状态，根本没必要再返回阴暗潮湿的洞穴去拯救其他人。这一点非常有趣，柏拉图精英意识比喻中的主角在骨子里却并非精英，一种矛盾感挥之不去。如果苏格拉底骨子里也是贵族意识，他不会去拯救他人。那些人安于洞穴中的生存，精英拯救的意愿被视为一种骚扰，封闭生活的宁静对他们的吸引力远大于善与恶、好与坏这些道德价值标准的评判。对天性差异的了解足以遏制精英的拯救意识。但是，如果说苏格拉底骨子里完全是平民意识，那么他走出洞穴来到外面的世界也不会领略到那里的好处；进一步，即使能够意识到这是更真切的世界，但拯救他人的艰辛将使他望而却步。
我们似乎可以断定，柏拉图的精英意识包含了一种拯救的意愿。他笔下的精英追求知识上的非蒙蔽状态并热衷于对世人的启蒙，在这种意图中舍弃肉体的要求，即使面对肉体最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时候，也无所畏惧。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苏格拉底是关注人生参与政治的。当然，他的哲学研究的天赋也毋庸置疑。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哲学”加“王”。
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却又使“王”(政治)的意义遁入“哲学”(知识论)。
二、布鲁姆的发现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的本质就是政治哲学。也许受此影响，他的学生布鲁姆在《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中指出：“苏格拉底在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之间搁置了一段距离，虽然这段距离被他在别处的所言和他自己的生活掩盖了。”同时布鲁姆也看到了《理想国》关于实践生活和理论生活的两种区分，后者所带来的冥思生活被看成“最好的、唯一的生活。”(《巨人与侏儒》)[美]阿兰·布鲁姆著，华夏出版社出版)他说：恰恰是此种生活(冥思方式)和统治生活之间的区别，才让城邦得以正常发展。布鲁·姆眼中的苏格拉底既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也清楚这最好的生活和另一种生活的区别，但他在生活中却似乎把这一切忘记了。
回到洞穴。如果仅仅冥思玄想就可以达到哲学研究的目的，那么踏人实践生活干什么?在清楚这一点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典型的自虐心理，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选择的。返回洞穴的举动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而非一种舍身取义的行为。洞穴外的苏格拉底并没有预料到最终结局是“死亡”。当然，柏拉图不会承认这点。他即使能看到“哲学王”的设想不可能在尘世成为现实，也不会承认他的老师是因为理想化的缘故成了自身的牺牲品。柏拉图急于确立老师知识论的哲学形象而远离了其生命的真实与丰富，而那洞穴的内外也因此被分割成根本不可能彼此进入的两个世界。
柏拉图洞穴外部的世界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理念世界，洞内则是类似雅典城邦的现实世界。他的洞穴理论把这两方面纠缠起来了：自由囚徒一方面是个知识英雄，一方面又是拯救城邦的现实英雄；能够在这两个世界自由出入的只有自由囚徒一人。苏格拉底以他的死亡证明没有人可以同时成为两种英雄。如果洞穴内的人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走出，即使看到了太阳，他们会惊喜并感激自由囚徒把他们带出洞穴吗?他们也许会抱怨、阳光灼伤了他们的眼睛，抱怨这里无以遮风避雨——身体走出洞穴的囚徒们心灵上依然被囚禁着。可是柏拉图的故事并没有写到这里，自由囚徒在洞内感受到折磨而别的囚徒安之若素；这是故事无休无止持续下去的一种可能状态。
斯特劳斯的《论<游叙弗伦篇>》更深入地走进洞穴场景，通过苏格拉底的死亡看到了哲人和市井中人的不能彼此沟通；以及洞穴内外两个世界的互相隔绝。苏格拉底的罪名，渎神和毒害青年——“渎神”就是“不虔诚”。一个在城邦中被指控为不虔诚的人心中的虔诚是怎样的?斯氏看到了“苏格拉底是否虔诚”与“何谓虔诚”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虔诚在市井社会里的意义是“按照祖先的习俗崇拜祖先的神舐”。它是外在的行为，是用眼睛就可以看到的。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指控者认为苏格拉底是不虔诚的。事实上苏格拉底并不是对“祖先的神舐”问题不感兴趣，他对此深入思考，因而不敢轻易确信人们崇拜的真是“祖先的神舐”。他是一个在传统知识上无知的人，如果人们能够给予他有关“祖先的神舐”的确定的知识，他也会去崇拜的。关键在于“不虔诚”和“毒害青年”的结合。俄国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也谈到过苏格拉底的命运。他认为“苏格拉底在应该保持沉默的人面前没有保持沉默。真理本身不会烦扰人，而带着真理去纠缠人则令人厌恶”。(《雅典和耶路撒冷》[俄]舍斯托夫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斯特劳斯的意思也大致如此，但他比舍斯托夫更温柔地对待苏格拉底，把“烦扰”和“纠缠”改成了“爱”：“他真正的罪，致他于死地的罪，与其说是不虔敬，倒不如说是他明显的爱人之心，或者在指控中所说的‘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体验到了“澄明”，但他太急于让众人感受到这种状态了。悲剧在于他说得太早——更大的悲剧在于，什么时候说这个都嫌太早!在洞穴里，没有“更好”，只有“习惯”。苏格拉底进入了死亡之穴，这是他点中人们心中洞穴的必然结果。人们心中的洞穴隔绝了“习惯”和“澄明的知识”，或者两者的隔绝原本就是一种澄明。斯特劳斯的法眼透视了浸入人性的洞穴烙印。在他看来，苏格拉底的不智是在他看清这点后按捺不住要帮人们将其消除的冲动，其所不免的疼痛导致了人们对他的厌恶。斯氏眼中的柏拉图作为纯粹的知识英雄则是另一种选择，他走出洞穴，回头看到了洞穴，但不会再走进去；知道自己曾经处于洞穴中就够了——或许自己现在也只是处于“第二层”的更大的洞穴中呢!
我们知道，“第二层洞穴”已经是斯特劳斯的事情了，而且他将会有无数个环环相扣的洞穴，他用洞穴套牢了现代性。苏格拉底看到一线光明就急于宣告，柏拉图看到了部分虚妄，斯特劳斯并没有在看到无数洞穴之后就诅咒洞穴，他捕捉住了柏拉图回头的那一瞬间，知道了人的生存处境就是——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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