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读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作者：张志伟
如同《自叙》中所说，徐复观写作《中国艺术精神》的缘起，原来只是因为买了一部《美术丛书》，偶然在床上翻阅。这里完全是无所为而为，随着思想的自由游走而碰到兴趣，随后的兴趣延伸使追问成为思想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才是做学问的真正动力。学问是要用心去做的。
人生体验对于思想大家至关重要。思想不可能只是知识材料之间的转换。尤其对于治思想史的人来说，把死知识变为活知识的点金术只能来自于心灵。因此徐复观才批评《中国画学全史》的作者郑昶：“抄了不少的材料，但因其缺乏理解力，所以他自己的议论，皆是麻木不仁的一些话。”(第7页)
每一种人生体验都有着个人独特的深度和广度。这个从陆军少将退役为学者的人，很像当年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他们有着共同的学者和将军的人生经历，都能够从知行合一的深切体验中去把握精神的体用关系。王阳明从“心”出发，做学问以致良知；徐复观也是从“心”出发，做学问以彰显天下之公器。正如他所自述：“我拿起笔开始写文章以来，虽为学识所限制，成就无多；要皆出于对政治、文化上的责任心。政治是天下的公器，学术也是天下的公器。”(第6页)他要通过学术这个天下的公器帮助国人找回在艺术精神方面的自信，让世界能够完整地把握中国古代艺术中所蕴涵的伟大艺术精神。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正如徐复观当时所描述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偶尔着手到自己的文化时，常不敢堂堂正正地面对自己所处理的对象，深入进自己所处理的对象；而总是想先在西方文化的屋檐下，找一容身之地。”(第3页)这种妄自菲薄的中国文人，眼下还比比皆是。“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熊十力言)，这也许是徐复观始终未敢忘记的师言。
徐复观把艺术分为两类，一类如西方艺术，是“对现实犹如火上加油”；另一类如中国艺术，“则犹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但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人类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质的艺术呢，还是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呢?我想，假使现代人能欣赏到中国山水画，对于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第5页)正是看到了这种意义，徐复观才放下手中其他学术计划，撰写《中国艺术精神》。
古今大家都是做学问如做人，徐复观如是说：“在我的生命史中，虽一无成就，但在政治与学术上，尚不曾有过阿谀的言行。而过去所写的政论文章，从某一方面说，乃是为今日普天下的人伸冤。十年来所写的学术文章，则是为三千年中的圣贤、文学家、艺术家，伸冤雪耻。”因为，“说到‘中国传统’的时候，便要受到中国画史事实的限制。今日有些人太不受到这种历史事实的限制了，甚至连起码的字句也看不懂，便放言高论，谈起中国的绘画，是如何如何；还有许多人，只靠人事关系，便被敕封为鉴赏专家。这便更促成我动笔的决心。”
《中国艺术精神》共分十章，除第一章论上古音乐艺术之精神以外，其余九章均为论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在附录中还有相当长的篇幅谈论书法和绘画的鉴定问题。书中颇多真知灼见，义理明晰，风骨超然。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书中的许多观念依然是学术界所未能厘清的，例如：
中国艺术的自觉起于鉴识之风
两汉以前的画家都是无名之辈，这并不是说两汉以前没有好画，当然也不是那时的画家喜欢隐姓埋名。但为什么直到魏晋时期的画家才在绘画史上留下名字，而此前却没有呢?绘画以艺术的名义出现，是一种艺术的自觉。为什么中国绘画到魏晋时代始自觉?
徐复观认为，这是由于“东汉末年，人伦鉴识之风大盛”所引起的。就是说，以前判断一个人的德性，主要看其言谈举止是否符合儒家精神的“礼”，彬彬有礼的才是君子。到了魏晋时期，“中朝名士出而生命情调之欣赏特隆”(第91页)，人们开始按照庄学和玄学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德性，一个人的音容举止能够符合庄子虚静简远的精神，就是有德性者的风姿神貌。
这样，德性就变成了诗性。按照这样的鉴识标准，一个人如果不仅有艺术性的风姿神貌，而且还能诗善画，那他就更有德性了。“人伦鉴识”转向诗书画的鉴识，此一风气使当时的门第贵族都以能诗书、善绘画为荣，诗书画在贵族之中成为普及之事。
艺术一旦成为有闲阶级的审美嗜好，就不会再默默无闻了。优秀画家的经验和对绘画的晶评进入了文化系统，绘画史就从这里开始了艺术的自觉。
庄学精神开启中国山水画
中国的艺术精神一旦自觉，绘画很快就进入了山水画阶段。原因是东汉末期，老庄思想已经抬头，魏晋时期，庄学则以玄学的面貌流行于世。庄子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安放自己心灵，并使之在其中得以逍遥游的精神世界。然而，正如徐复观指出的：“没有人会在活生生的人的对象中，真能发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生命中的世界。”(第135页)所以，深受魏晋玄学熏染的南北朝名士，自然会把品藻的眼光从人物画移向山水画，遂有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出。徐复观说：“由庄学精神而来的绘画，可说到了山水画而始落了实，其内蕴，由宗炳、王微而已完全显露了出来。”(第153页)
徐复观援引了大量《世说新语》中的话来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与玄学的关系。其中对于有“孙绰《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徐复观评论道：“‘固以玄对山水’一语，道破了其中最紧要的关键。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这便在第一自然中呈现出第二自然，而成为美的对象。”“因此，不妨作这样的结论，中国以山水画为中心的自然画，乃是玄学中的庄学的产物。不能了解到这一点，便不能把握到中国以绘画为中心的艺术的基本性格。”(第139、140、141页)
禅与庄，谁代表中国艺术精神?
佛家与道家有相通之处，它们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正在这相通之处上。但究竟应归于佛家还是道家，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理解。徐复观是持中国山水画以庄学为根的学者，他极力主张中国艺术精神就是庄学精神。
《宋书》本传中讲宗炳曾与高僧慧远切磋佛理，“考寻文义”。但徐复观认为：“他所信的佛教，偏于精神不灭，轮回报应这一方面；亦即是注重在死后的问题。未死以前的洗心养身，他依然是归之道家及神仙之说。……而他的《画山水序》里面的思想，全是庄学的思想。”因此，宗炳的“澄怀观道”和“澄怀味象”的“澄怀”，即是庄子的虚静之心。徐复观强调；“但庄子的逍遥游，只能寄托之于可望不可即的‘藐姑射之山’；而宗炳则当下寄托于现世的名—山胜水，并把它消纳于自己绘画之中，所以我再说一次，山水画的出现，乃庄学在人生中、在艺术上的落实。”(第14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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