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读方成

作者:王学泰




  五十年多来,阅读报刊的人大约没有不知道方成先生的,可以说方老是持续最久的画坛公众人物了。我也是自小就看方成先生漫画的,那时他以画国际题材的漫画为主,政治性很强,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改革开放以来,其题材转向国内,幽默性加强了,许多妙趣横生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是捧腹大笑。近几年方老又一变,以研究和写作为主了,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简直成为了著作界的“新秀”了,书是一本接一本,层出不穷。《英国人的幽默》《方成自述》《这就是幽默》《幽默画中画》等就是这两三年的产品,如果加上前几年的大约有十多本了吧。这些著作如此密集地问世,构成了一种势态,也就是他老先生前几年郑重宣布的:我要研究幽默了。
  “幽默”是个大题目,也是个老题目了,从柏拉图时就谈,直到如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老搞了几十年漫画创作,意在表现幽默,又认识很多以摘幽默著称的人物(如侯宝林先生等),与他们常常切磋。方老跟幽默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因此“研究幽默”对于他来说是驾轻就熟,得天独厚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都是老先生的研究成果,也是他数十年创造幽默的体会。其中有经验教训,也有理论层面的总结。
  方老立意要解答“幽默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然而这种解答不像经院派的从概念到概念,或作逻辑推演,或作史的叙述,让一般读者如堕五里雾中。方老解答多求助于古今中外、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把读者带入笑的海洋当中。这种著作不像是趴在书桌上写出的,倒像是在散步(宗白华先生就有《美学散步》,读来也很轻松)或骑自行车兜风时完成的。唐人郑綮有“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之说,我们也不妨说方成的幽默之思在他那辆又脏又破的自行车上。方成自己有“三句半”诗云: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不过“忙”前再应加上两个字成为“快乐忙”。
  
  文中有画,画中有文
  
  读方成文章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就是,他的文章是他的另一种形式的漫画,更确切地说,是他用画笔很难画出的带有流动性、情节性和多义性的漫画。古人评论王维的诗说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的张舜民也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实际上诗歌是时间艺术,画是空间艺术。两者各有表现的局限。钱锺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很细致地分析了两者的区别。他指出“景物的寥廓、流动、复杂或伴随着香味、声音”就很难用绘画来表达,画与诗还是不能替代的,诗歌的表现力比绘画更广阔。漫画与散文也是如此。漫画固然是表现幽默的,或如侯宝林所说“漫画是无声的相声,是平面的相声”。但它对幽默的表现力有时还是不如语言文字,或者说散文。方成在定义幽默时也是从语言文字出发的,他说:“幽默是什么呢?是一种语言方式。它的特性是以曲折、含蓄的方式表达,而使人略一思索,便知其意——使人领悟,而不是直述的。”(《这就是幽默·幽默的运用》)他许多漫画作品的标题或其中人物形象的语言文字也在表达或加深其幽默感的。
  这里不妨举一些例子以说明之。方成骑自行车的自画像能够把他的豁达、顽强、幽默,在苦难和成功面前泰然自若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天趣盎然。但他的一篇“自传”更是展示其为人的特立独行的一面。
  方成,不知何许人也,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捏出来的。我没见过上帝;但确实看到,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个个都把我当成一团泥,用手使劲捏,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我用镜子照照,果然,他们并没有白费劲。可因为捏的人多,谁也无法把我捏成和某位一模一样。泥是越捏越吃力的,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我看,人大概也一样。
小传及议论见于《方成自述》,文字很平淡,但处处在显示着作者认真而顽强的个性,这是在国人中不多见的。例如履历表人们都是这样填,我也是这样写,从来没有因为籍贯与实际一分为二而在心中引起波澜。生活中被人家修理,大多也是无可奈何,认为磨擦总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采取了“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阿Q态度。作为艺术家的方成不仅感觉细微,很敏感,而且心中很对这些习见的东西充满了反感并积极抵制。于是出现了文中所描写的种种荒唐现象,把自己安置在种种矛盾、尴尬之中,制造着喜剧效果,使读者在笑声中认识社会习惯的许多不合理处。但这种笑给人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辛酸。这是更深一层的幽默,也就是日本文艺家所说的“有情滑稽”。这种充满了辛酸的笑会像悲剧一样才能陶冶和净化人们的心灵。真正的幽默是兼具喜剧与悲剧的双重功能的。
  方成笔下的许多人物都能给人们带来欢笑,例如《方成自述》的《忙人·杂家·乐神》就是为他最好的朋友钟灵写的“外传”。这位钟灵先生是有幸上过《毛选》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在延安城墙上书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标语,把“工人”二字写成美术字(“工”字的一竖,写成一竖一横拐;“人”的右边加了三撇),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开列“党八股”第三大“罪状”时被拉来示众,带些戏谑地称他为“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这位“古代文人学土的学生”在方成为他写的“外传”中个性完全表现出来了,风采宛然,真是可敬可爱又可笑:
  钟灵是方成的早年的同学,在一个小组里搞化学实验,必是学化学的。后来他参加革命到了延安就改行了。“在延安,他被称为‘四大忙人’之一,大概因为他是杂家,什么都来得的缘故。他不仅从文,还从武。早年他打过仗,在革命战争中几度临危,却似福神保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他搞宣传,“写文章他是快手,写个报告、总结、颂词、祭文什么的,倚马可待。当然,表现他才思的,是发表在报章杂志上那些文风活泼的文章”。“举办游艺晚会,人们就想到他。从会场布置、节目安排、宾客接待直到当场表演,他无一不能;特别是做灯谜,他有见景生情、临时现编的急才”。
  他“作画不论花鸟、人物、漫画、装饰画、广告、商标、舞台美术,样样来得,还写的一笔好字。书法虽不如羲之王老,可向他求墨宝的,我见过不少。唱歌比不上楼乾贵、蒋大为,可唱起陕北信天游还真够味儿。我见过他自唱自编的歌的唱片。虽然是惟一的一片。虽然在艺术上有欣赏价值,经济上却尚未见交换价值”。
  “有人评他的作品,说他画得不错,但不如他的诗。四言、五言、七言、古风、律诗他都来得,能即席唱和。词也填得,白话新诗写过不少,讽刺诗词更是拿手长技”。他写的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歌的歌词还获过奖。另外他还演过电影、表演过杂技,是围棋协会的会员。我们常所说这位是杂家,那位是杂家,我看钟灵才是最合格的杂家,文化界这点事,几乎没有他不能做的,而且做必有成”。
  他的性格更可爱,“文革”当中他竟敢编讽刺江青的灯谜,而且还敢在聚会时公布,授人以柄,结果是被有心人捅了上去。钟灵锒铛入狱,面临大会公审。不过他真的是福将,此时已经距四人帮入狱仅有八天了。
  他是急性子,做起事来,不干完不肯罢休,练出了熬夜的本事。走路像赶火车,骑车也和小伙子比,好像他不算六十多岁的老人。一天,应邀来我家吃晚饭,天黑路不熟,没看清马路新挖丈来深的横沟,连人带车翻了下去。被过路蹬三轮车的青年送到我家时,他忍着痛说:“没关系,喝、点酒,一会儿就好。”还要上楼。送医院检查,手腕粉碎性骨折,大腿骨撞裂移位。医生为他捏合,痛得他满头大汗,还问医生;“骨头碎咸多少块?”
这位像不像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服老)中所写“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听到了铜豌豆在搪瓷碗中的叮当作响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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