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5期
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
作者：鲍 磊
正如斯科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第2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注页码)而这些项目为什么往往却只是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呢?斯科特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维埃集体化的农业，从巴西利亚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从流行的度量衡、土地制度、姓的创造和标准化的语言以及交通模式的集权化一一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这些“大型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运作和失败所暗含的逻辑”，为我们阅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国家视角的产生和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失败
“国家的视角”其英语原意就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或“像国家那样来看待”(Seeing like a State)，国家视角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第340页)在斯科特看来，国家视角的产生与那些大型乌托邦项目的失败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斯科特把“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的巨大灾难产生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Hidl-Modernist)；独裁主义的国家；软弱或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在斯科特眼中，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在中央，并且它的视野是概括的。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而社会也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极端现代化意识与我们常说的“科技治国论”、“科学拜物教”内涵非常相似。极端现代主义不同于科学实践，他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信仰，一种极端盲目乐观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极端现代主义者倾向于以视觉美学来看待理性秩序。其中心就是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的超强自信。
在斯科特看来，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的全盘幻想。如果说重塑国家的简单化倾向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整个社会和人类自然的话，那么“极端现代主义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但前述的两种因素并不一定能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它只有和国家的政权结合起来，在那些掌握权力的国家官员和科学官员倡导和操控下才能进行。
因此，只有那些独裁的国家才有能力去违反人们的意愿实施大的社会工程。“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第223页)而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法抵御国家的强大压力，往往会变得很顺从。而且“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得公民社会变得更软弱。”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强制的社会工程，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只有接受，即使是消极地接受。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结合如何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项目：“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第6页)也许，，我们在阅读中，会受到标题的误导，认为正是由于“国家短视”导致了这些乌托邦项目的实施。其实，斯科特强调更多的是这些社会工程背后所隐含的权力运作。社会的清晰性和极端现代主义的实现靠的都是权力的作用，社会的清晰化是国家想要达到的，为获得财政收入和更好的管理，极端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冲动的欲望。只有现代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才带来了实现欲望的工具和平整乌托邦的社会基础。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权力的作用，地方知识和地方实践为什么会被国家的视角所淹没，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忽视，更多时候是因为权力结构造成的。
但是这些如此之大的项目，或者被自认为“好心的”项目，为什么最后都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或以失败告终，或开始显现出失败的征兆呢?斯科特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详尽考察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些项目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在每一项社会工程中，我们都能看出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自然生态环境妁知识的匮乏，而非正式项目、地方性的知识、社会的实践、“人民的视角”也许才是实施这些项目的关键。但是它们却被那些正式的项目、国家的标准化的知识和“国家的视角”所挤压，它们只有做出适应和逃避。
当然，对于一项社会工程是否成功或失败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取决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所持的立场。也许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那些项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即使如此，斯科特认为那仍是暂时的，最终仍然是失败的，只是还没有最终显示罢了)，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人，比如科学林业和土地制度；或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如语言的标准化、姓的创建、乌贾玛村庄以及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但是正如那些发起者公开宜称的那样：造福于参加者而不是强化社会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给那些参与者带来了什么呢?显然，以此而论，这样的社会工程无疑是失败的。斯科特谈论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时候，并非抽象地谈论失败，而是从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
同时，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往往是逐渐显示出来的，有些社会工程失败的识别不会像中国的大跃进那样容易。而且这些工程常常还显得非常辉煌和富有成就。如乌贾玛村庄，从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但是乌贾玛村庄化却受到坦桑尼亚农民的普遍抵制，因为农民被组织进入村庄以后，进入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从事他们不懂的耕作。村庄也没有为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胁到了农民的生活。村庄中的农民不知道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从事农业生产，村庄化带来了坦桑尼亚的粮食危机。
二、米提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知识
正如斯科特自己宣称的那样，这部著作应被看作是对他所称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的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的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往往会带来无序。
当然正像本书的副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How Certain Schemes to lm- D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本书的偏重是要对那些项目如何失败的做出他的解释。但是斯科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项目的批评上，然而为了避免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他并没有试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因为，在斯科特的理念中，那些社会工程的失败源于那些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要为社会做出详细的设计，并把这些设计强加于社会。那么，避免灾难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严格的设计。因此，他仅试着给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但是他对“米提斯”(M6tis)概念的崇拜，从文中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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