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非常世 非常人 非常史
作者：张远山
不知哪个环节发生了技术故障，王康先生所撰之序《走向历史破晓时分》(以下简称王序)和余世存先生所撰之跋《关于类人孩语》(以下简称余跋)均未能付印。王序、余跋的刊落，产生了一利一弊。其利在于，此书因此变成了更为纯粹的“述而不作”，读者有了不被暗示催眠、不受编者牢笼的广阔理解空间。其弊在于，全书有可能变成一串断线珍珠，令读者产生珠玉在前、旨无所归的困惑。而我以为，其弊远大于其利。
《非常道》体例近于《世说新语》，编者从近人著作中搜罗摘编、汰选厘定了 1840年至今的史迹片玉千余则，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等三十二目，文人、武人、士人、商人、畸人、异人、狂者、狷者，烈士、刺客、遗民、汉奸、军阀、政客、特务、流氓，各色人等，出没其间，吉光片羽，神光离合。其《命运第二十二》首则曰：“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准此而论，《非常道》不妨视为记录非常世之非常人的一部非常史，所以余跋说：“《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然而“读者自会明见”的良苦用心很有可能落空。即便王序、余跋未被刊落，恐怕还是会被众多读者视为奇闻轶事，当成饭后谈资，何况来能付印。更可虑者，是编者宗旨：“不可得而闻”之后，必会发生李代桃僵韵尴尬——编者搜罗的纷繁事典，将成为诸多卖文者的撰文之助。这原本也无可厚非，恰如余跋所说：“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但编者以为不正当而不欲为之事，必定有人不以为不正当而必为。那些腹笥不富、浏览不广而又好奇猎异、苦无素材的卖文者，必借此书提供的素材，大发其凿空之论，而所阐义理却与编者宗旨大相乖违。我不愿看到编者的苦心孤诣尽付流水，故撮引未刊序跋之精要，参以观感己意，略解是书大旨。
一
王序开头，即劈空道断曰：“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解说，可视为解读《非常道》一书，乃至解读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的无上密钥。从“万古如长夜”走向尸历史破晓时分”当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恰如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 (1840-2040)。”一百六十五年已经过去，破晓时分已呼之欲出——提前、押后的可能同样存在，历史的变数无时不有。
王序认为，自从西方文明强行进入闭目塞听的中国文化固有视域，也就是中国被西方文明强行带入近代史以后，“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塑了中国。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有此极具大局观的闳深把握，《非常道》才不会被当成等闲之书。《非常道》既不是读者茶前饭后的言谈之资，也不是写家好奇猎异的撰文之助，而是一部标明中国“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行动之书。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把时代列车抵达我们脚下之前所费的人力、物力视为投资——赢利前的必要投资，为了最终的赢利，必须义无反顾地不断追加投资，不惜倾家荡产，生死以之。王序告诉那些因缺乏远见而气沮神伤的人们：巨大的投资不会白费，高额的赢利必能兑现。《非常道》之所以不同于《世说新语》，就在于《世说新语》无助于中国摆脱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的改朝换代和周而复始的治乱兴亡，而《非常道》却无可置疑地昭示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可望摆脱两千年来的循环史观和历史定命。
就此而言，坐而论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起而行道，所以编者认为，把锥心之痛的历史片断铺陈稀释为斗方时文，是不正当的。唯一正当的是行动?走向个人的成熟，从类人孩成长为现代公民。易言之，国人不能仅仅是历史日出的等待者和观望者，而必须是历史日出的助产士和拉拉队员。倘若像《红楼梦》诗句所言：“天上一轮谁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那就会如编者旧文“类人孩们尽朝晖”所示，即使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促其喷薄而出的“历史破晓时分”如期而至，类人孩依然是类人孩，“难见真的人”。
二
余跋说：“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二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妁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类人孩”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命名，编者此前已有多文述及，但一直未曾深入展开，此书或可视为实证陛展开的一种努力。余世存认为，即使到了王康眼中的历史破晓前夜，在低水准参照系中抵达相对较高境界并取得相对较高成就的那些人，依然不脱类人孩的基本特征。余跋中特意点到如下这些名字：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李慎之，认为其中的至高者依然是“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一定见仁见智，易起纷争，且看余跋对“类人孩”是怎样描述的：
“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妁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类人孩状态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话。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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