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8期
知识出了什么问题？
作者：王纪潮
由于传统的知识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础，它要求知识生产者必须是理性主义者，知识的生产和评定也只能在非常小的学术圈子内进行，这个圈子可以是学派或者是某个学会。表面上看它是很神圣的东西、其实质仍是托马斯·库恩指出的一个并不比帮会高尚多少的强烈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学派的领袖因此具有江湖大佬们惟我独尊、党同伐异的一切特征。所谓知识的客观性往往是权力在起作用，福柯曾经就揭露过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循环关系。在古典时代，学科或者学派领袖的地位不容易撼动，它会反对一切挑战。普朗克很悲哀地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新的理论，不是靠说服反对者而获胜的。要等到反对者终于死去，而赞成它的新的年青一代成长了起来。”(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商业的介人就迅速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用金钱消解知识中的权力垄断，使知识生产容易出现多元性，催生新知。在社会发展的后现代状态，知识的生产和评价体系与旧范式完全不同，效率、成本、趣味、市场占有率等成为标准。就拿《中国通史(彩图版)》来说，效率和成本不允许出版商请各种断代史专家来把关，搞什么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傻事；趣味和市场占有率使之必须有名人出面领衔，穿插王曾瑜这样的专家所认为“低俗、不严肃”的传说。在我看来，《中国通史(彩图版)》事件真是蛮有意思的，它折射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在坚守传统和走向市场之间的尴尬。王文的批评应该并非是针对某个名人，而只是不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身份进入了商业领域。此事的是非论定完全在于这二种价值的较量结果。站在商业立场上，不要说什么空头主编可以为图书促销，就是政府首脑前来为企业助阵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仅是商业的规则和利益就会迫使任何进入圈内的人要遵守炮制商业图书的规则，默认学术垃圾获得国家级图书奖。
另据报刊说，学界中人多不愿意评论《中国通史(彩图版)》挂名主编和被评奖一事，尤其不愿意批评名人。如今的大多数学者对权势不敢说木，对异见不能坚持，对丑恶不去批评，对公益难得关心，对弱者没有关怀，对名利不愿放弃，对错误耻于道歉还自诩为知识分子。在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毒化下，学校的目标只是扩招再扩招；知识的产生与制造只是为了SCI和各种五花八门的奖项，充满了自大和虚荣，抄袭与剽窃，不仅空耗国帑，骗纳税人的钱，而且还鼓吹犬儒主义、消费主义和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误尽苍生。什么科学、国学仅是他们的谈资和口号，他们有多少人就真的按照科学和国学去做了?说到这里就想起前不久台湾政要来大陆访问，大陆学者似乎要卖弄国学功夫，结果屡屡闹出笑话。事情虽屑偶然，难道不是学界浮躁的反映?
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论》云：“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廉的问题是针对官员，而耻的问题针对的就是知识分子，人不被批评是不知其耻的。王曾瑜对《中国通史(彩图版)》的批评，有人认为方式不当，我看不是方式不当，而是这样指名的恰当批评方式已经很少与闻了。没有尖锐的学术批评，哪里有学问的砥砺?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何来的耻感?至于批评的对不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尽可以辩论。今天的学者应该是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卫者，他们可以批评社会，为什么就不能被社会批评?没有批评，知识怎么产生?又怎么进步?现在社会议论学术腐败不就是批评太少了吗?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顾亭林说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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