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9期

在靖国神社的背后

作者:李 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日二国都有人在认真反省侵略战争,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罪责何在。德国著名学者雅斯贝尔斯(Kad Jaspers)认为,这一问题不解决,德国人的灵魂无法新生,无法追求自由和民主,追求欧洲和世界的统一。他在《罪责问题》中提出德国人要承担的4种罪责:1.刑事;2,政治;3.道德;4.集体。他认为,凡是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人,如果他犯有积极参加准备或实行战争的罪行,那么,他在道德上有罪;如果他“以有罪过的消极性”容忍了所发生的事,那么他有政治责任。在政治责任的意义上,一切活下来的公民都共同负有责任。在道德罪过的意义上,个别人是有责任的。在集体共同责任的意义上没有人逃脱得了罪责。由此出发,所有的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罪行”,都必须为纳粹政权发动战争的行动和纳粹领袖的行为负责。(汉斯·萨内尔著《雅斯贝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2页;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32页)这种彻底自我批判的观点四十年后就为西德政府接受。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四十周年时即以此为基础发表的《荒野的四十年》著名演说中说,“不问有罪无罪,不问年老年幼,我们的全体都必须承受过去。全体都与过去相连,都对过去负有责任。”这反映出西德朝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也得到了世界的尊敬。
  相反,由于美国为了在战后顺利对日本实施占领,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维持了一部分政治文化传统,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度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追究。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很少有雅斯贝尔斯这样强调整个日本国民都应该对战争负有责任。我查了一下著名的左翼史学家井上清的三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1年版)和小山弘健、浅田光辉的《日本帝国主义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都没有涉及国民自身的罪责问题。至于日本的官方更不用说了,在侵略问题上,不仅逃责,而且尽量抵赖,尤其是在教科书的修订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十分恶劣。今年的4月,日本文部省通过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等,一再激起中国和亚洲其他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愤怒,也使得中日关系降至近二三十年来的最低点。我们批评最多的当然也是日本修订教科书美化侵略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政治事件,而对它们背后的宗教、文化和日本国民的逃责问题注意就少。不过日本战后就有学者如村上重良等从日本侵略战争的背后反思日本在文化和宗教上的问题,虽然没有雅氏那样尖锐,但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教科书和靖国神社事件背后的问题。
  
  一、靖国神社
  
  我们知道,日本修订教科书是由民间进行。因此在各种民间版本的教科书中,总有那么几种右翼团体编撰教科书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歪曲和淡化的处理,但多数的教科书还是能够尊重历史事实,被篡改的教科书仍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的反对而被拒绝使用。日本文部省规定教科书的修订活动每四年一次,因此教科书事件激起国人愤怒的周期也就比较长。而使仇日情绪持续加温的主要事件还是日本政府的官员近年来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按照日本文化传统,靖国神社每年举行春秋两次大祭,此外还有临时大祭。前者由天皇任命的敕使参拜,后者为天皇亲自参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经表示,参拜靖国神社祭拜本国的战争死难者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他对外国人的说三道四感到不可理解。事实上小泉首相是在耍滑头。靖国神社的建立,固然有承袭日本民间对生前怨恨未消的人之亡灵举行抚慰的祭祀仪式(即御灵信仰)和祭祀阵亡将士的慰灵仪式这两个传统,但是靖国神社创建的本质却是为了奉祀为日本天皇而捐躯的志士和军人。村上重良指出:“靖国的‘国’始终是指大日本帝国,只有对天皇的忠诚才是一切价值的标准。阵亡士兵由于是为天皇而死,便和他生前行为的是非善恶完全无关,奉之为神。”(《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2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在战前日本的国家神道体制下,天皇通过破格地参拜祭祀臣民的神社这种赐予被祭祀者殊荣的方式,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情绪。
  目前靖国神社供奉了在历次战争中为天皇死难的人数约246.6万人,从维新革命时期最先提出“尊王攘夷”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到战犯东条英机,均在祭祀之列。除在幕末维新和西南战争的内战中死去的1.5万军人外,其余的二百多万是在明治以来的历次对外战争、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命的,这还包括因战争死去的女护士、女学生等5万人。其中:台湾战争1130人、中日甲午战争13619人、镇压义和团1256人、日俄和朝鲜战争88429人、1914年出兵山东和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合计4850人、1928年入侵山东185人、侵略中国东北1717人、全面侵华战争191215人、太平洋战争2133748人。(高岚编著:《靖国神社的幽灵: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秋季大祭”时又正式把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因此在日本政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供奉为天皇死难的战争亡灵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怎么会没有理由怀疑日本官方对侵略战争反省的诚意呢?
  靖国神社滥觞于幕府时代末期。1862年,福羽美静等人在京都灵山的灵明舍私祭勤王派的46名死难志士是为靖国祭祀之始。1868年(戊辰),戊辰战争爆发,在京都的鸟羽、伏见之地,天皇军和幕府军交战。是年3月,天皇亲自举行了“军神祭”,邀请天照大神等神灵降临;4月,天皇军为尊王的战殁军士举行招魂祭,这些是为官方靖国祭祀之始。5月10日,京都朝廷发出太政官通告,“在京都东山祭祀癸丑(1853)以来殉难者之灵。”(第78页)并在京都兴建招魂社(靖国神社的前身)。明治二年(1869)六月,帝京迁至江户(东京)后,在东京九段的田安台上,修建东京招魂社(即今天的靖国神社),合祀鸟羽、伏见战争以来的阵亡者3585人。招魂社的特点就是放弃了传统的儒家、佛教埋葬方式的祭祀,而采用比较简单的亡灵信仰系统作为独自的慰灵形式。1877年,随着平定日本国内土族叛乱的西南战争结束,天皇的中央集权制已趋稳固,于是在1879年把东京招魂社易名为靖国神社,神社规格列为别格官币社(靖国是安国之意,币乃币帛,为奉献给神灵供品的总称。官币社即由皇室负责奉献币帛的神社),这一规格就使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社。此前日本的传统是对于死于战乱的人不分敌我一律供养,但是靖国神社却是明确规定只祭祀为天皇献身的人,经过招魂仪式,他们的亡灵便成为靖国的神灵。
  靖国神社甫建立就是国家神社,属于天皇创建神社的四个系统之一[其他的是:供奉幕府与天皇对峙的南北朝时代(1336-1392)的南朝方面忠臣之神社,如凑川神社;供奉天皇和皇族的明治神宫等和在殖民地所建神社,如朝鲜神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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