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周作人和李大钊以及李大钊全集的出版
作者：散 木
烈士李大钊遗著的出版，曾与周作人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因人废言”，后来几乎所有提及李大钊的书刊，都绝口不提周作人，比如曾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组织编写、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在说及李大钊身后其文稿的整理和出版时，说：“原先，是想把这一部文稿出版的，但辗转地送到上海，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终于未能印行。直到1939年，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先生为该书写过序言，但该书立即被当局禁止，已印成的也全部没收。”这里，所有参与者只留下了搜集者和整理者李乐光和写序者鲁迅的名字。
一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目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后来李家生活困顿，只好以出售李大钊的遗书度日，那时北大同人也为之设法，如蒋梦麟校长提议由大家来集资，买下这批书籍，然后寄赠于北大图书馆，也好作为一种纪念。当时周作人为此曾写信给胡适，征询他的意见。此后李大钊的遗书先后陆续流出，从1932年至1939年不止一次的售书，几乎都是由周作人代劳的，如《九通》，是售给先烈曾任过教的女师大的，其所剩的书籍后来存在孔德学校书库(解放后先后转赠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唐山烈士陵园)，据方行《先烈李大钊遗著编录经过》一文，田家英就曾收得其早年的手迹一册，不过我从田家英女婿陈烈编著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中寻查，却没有这本手迹的记录，想来是另有归宿了。
到了1933年，也就是李大钊殉难六周年之际，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人士，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他们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李大钊的两个女儿李星华和李炎华为此也拜访了周作人。4月15日，社会各界为李大钊进行的公葬募捐活动开始，按当时的葬礼仪式，可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大的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当时他们每人捐了20元。22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10元的奠仪。随后，李大钊被安葬在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土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周作人又为此捐款20元。
就在李大钊下葬的同时，为其整理和出版遗著的活动也开始进行了，不过，其中的情由很长时间以来并不被人们所知。1962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作人(署名“难明”)的一篇短文《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那是周作人读了晦庵的《书话》，觉得其中叙及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的第一册的出版时没有讲到编辑的过程，他遂以知情人的身份对之做了一点补叙，因为那是很少人知晓的，算来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李大钊的文字，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几乎是全部被封查的，只是在北方的北平，由于国民党嫡系力量鞭长莫及，才先由刘半农编辑和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收入了作为第一篇的烈士遗作《山中即景》，后来刘半农病逝，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个；拚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当年《新青年》阵营中，李、陈、刘等等，都是影响整个中国的思想巨子，然而此时却萧瑟了许多。至于《守常全集》，周作人说：“这集子是守常先生的侄子李白余所收集的，他本名李兆瑞，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守常先生死难以后，他立意搜编遗稿，在各图书馆勤苦抄录。等得编好了的时候，北京方面已是蒋介石的特务密布，个人行动有点不大自由了，李白余计划逃出华北，乃将抄好的文集四卷原稿一大包，交来托我代为保存，他自己就从此不见了。到了解放之后，这才重复出现，那时已经改名李乐光。可惜他已于好几年前去世了。”
其实，当年的李乐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在抗日战争初由周恩来保释出狱，遂赴延安，再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实际上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于是他的岳母赵老太太和女儿赵纫兰(即李大钊夫人)匆忙将其所搜集到的李大钊的文稿交给李星华，李星华又将之寄存在处境较好且比较安全的周作人处。至于李乐光编书的情况，后来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说：“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在清华大学的地窖做编辑工作，后来几易其地，曾在一个医生家里工作，随后又在岳母赵老太太的掩护下继续编这部宣传共产主义的书。赵老太太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她把文稿从向日葵底下取出来；乐光同志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编；工作完毕又把稿子收起来交给老太太去埋在向日葵下，夜夜如此。”(《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此后李大钊下葬之时，李夫人又想起这档子事，遂委托周作人出面，寻找出版社出版李的遗著(不久之后李夫人遂病逝，终未能亲见这部书稿的问世)，周作人当时联系的是上海的群众图书公司，具体接洽的，则是出版家和报人的曹聚仁先生。
几乎是在北平公祭完李大钊之后，曹来信表示愿意出版这套《守常全集》，周作人很快便把消息告诉李大钊的遗属，并嘱咐他们先抄一份目录寄给上海。对于上海方面，周则表示将很快审阅一遍全书文稿，写一篇短序，并请烈士生前好友撰写题记，“此外胡适之、蔡孑民、陶孟和诸人想亦可作文，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则至少必可题字也”，他还打算让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写点文字。当然，也少不了鲁迅，只是当时周氏兄弟已经互为参商，不再往来，不过在周作人的头脑中，这套《守常全集》一定也会留下鲁迅的文字，于是他和曹聚仁商量，关于作序者的约请，北方由周作人负责，南方则由曹聚仁接洽。
1933年5月29日，鲁迅如约写下了《守常全集》的《题记》，文章中他追述了与李大钊的交往，抨击了杀害烈士的敌人的残暴，至于这套《守常全集》的出版，他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后来这篇文章收入进《南腔北调集》时，鲁迅还加写了一段附记，说明写序和此书终于未能出版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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