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为库恩的“范式”申辩
作者：王纪潮
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溯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是一致的，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却不是来自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是来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来自一位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就是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
１９６２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它是作为由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Ｒ．Ｃａｒｎａｐ）等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为主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辑的《统一科学的基础》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有意思的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不断进步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理念。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志就是批判一切现代性的霸权，包括近三百年来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经济、哲学、科学等方面形成的理性思维。库恩的范式理论恰恰是摧毁了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信仰（“统一科学”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有统一所有经验科学的方法，而物理学可以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因为物理学有一套共同规则系统和普适性），库恩范式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把“科学、理性”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二十年的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我们先来看看库恩是怎样论述“科学”的。
库恩所讲的“科学”指的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就是按照某个范式解决难题的活动。它的进步过程是这样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起了常规科学，“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度，便是成熟科学通常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页）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革命的结构》序）但是，库恩后来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却把范式与“世界观”混同起来，用法多至二十一种。库恩本人后来也发现“范式”的使用有问题，他后来借助于专家团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来解释范式的本义，也曾用“专业母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来替换掉“范式”，但是没有成功。“范式”这个词汇迅速地越出了科学哲学的领域被广为引用。
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一种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在库恩眼里，所谓的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转换，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危机所造成的。库恩发现科学史上大量的进步事件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结果，而是他们意识到了反常事件，寻找新范式解释的结果。例如拉瓦锡发现氧，伦琴发现Ｘ射线，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等。不同的范式之间不仅相互竞争、相互对立，而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也明显的不一样。像燃素说，它对主张燃素说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拉瓦锡就没有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原因的运动是荒诞的，在牛顿看来它却是天经地义的；在牛顿那里没有“不确定性”的东西，而现代微观物理学却承认不少描述的现象包含了不确定性。库恩认为，在逻辑上讲，没有证据说明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优越，也不是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有用无用的问题，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动力学、燃素化学或热质说并不比今天的观点更缺乏科学性，也不是人类偏见的产物，它们只是不同范式的产物，它们与今天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其中实践的不可通约的方式。”（第２～４页）很显然，科学范式在库恩的解释下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东西。
“不可通约性”原本是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第１０卷中谈到尺度分割时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例如整数的共同量是“１”，那么整数之间就是可以通约；边长为１的正方形其对角线是无理数，它们就是不能通约。库恩论证科学的进步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不同的范式“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第９５页）这也就是说，新旧科学范式之间没有共通性可言，因此科学不可能是一种积累式的进步，也正是因为存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才有意义。库恩的这一论断给了传统所认为的科学是积累式的、是线性发展的、是理性进步的辉格主义（ｗｈｉｇｇｉｓｍ，也称“辉格史观”、“累进史观”，科学史中借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社会进步是由辉格党人推动的说法，把科学的进步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进步过程）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这也是希望建立统一科学理论的维也纳学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这里抛开“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巨大影响不谈，仅仅从认识论上看，库恩关于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的证明使“科学”从几乎等同于真理的神圣偶像地位上轰然倒地，揭示出科学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巧的是，这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知道，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内，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获得了人类思想上的霸权地位。在二十世纪初，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信仰是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并且世界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可以被一个统一的科学框架包容，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或者数字、机械的方法度量；维也纳学派编辑《统一科学的基础》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种观念不仅在物理学、哲学等方面有影响，而且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二战之后，西方学界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社会上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平主义、绿色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等都在瓦解资产阶级有关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它们与这种反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的转向”。但是这些思潮和活动都缺乏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批判，没有像库恩的理论那样把矛头指向西方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文化核心——“科学和理性”。库恩的范式论一出，科学的霸权地位就风光不再，范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价值多元性和社会多样性以及批判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八十年代在美国发扬光大之后，科学在美国知识界中居然沦落成为了一种“叙事”或者是“话语”。不管库恩本人是不是在主观上要挑战科学和理性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客观上，“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的出现却是对科学的矮化，造成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泛滥。因此在学术界对库恩本人也形成了极为相反的评价，有人把库恩说成是“后现代之父”，《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圣经》；也有人批评库恩的范式论和不可通约性是否定了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是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是主张新保守主义的罪魁祸首。连库恩本人都感到奇怪，他一再说他不是“库恩主义者”，但是他这本非常专业的书籍居然有那么多人在阅读，又引起了那么多的误解。他最后的时光一直都在为范式问题、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做解释，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在不可通约性的魅力下，库恩自己的辩解总是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人们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库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