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中日关系之我观
作者：［日］竹内 实
今天收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也是《博览群书》主编常大林先生惠寄的《博览群书》三册。《博览群书》是老早听到大名的。但我没有机会拜读；我大概地浏览一下，觉得缺了什么：应该有主编的来信。所以查了送杂志来的袋子，就发现了常大林先生的翰劄。他要我寄稿。却没有指定究竟要什么样的文章。
日本福冈市位于日本西北端，离韩国釜山、中国大连、青岛、天津、上海很近，所以要跟这些地方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最近，又有在福冈建设二十一世纪新中华街的策划。不久前，在北京开了相关的说明会和研讨会，我和常先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认识的。
我受福冈市的委托，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时间有限，我直接用中文发言，意外的受到许多朋友的赞许，对于中国朋友的鼓励，我非常感谢。
既然常大林主编要稿，那么，干脆我把那天的发言的题目改为“日中关系之我观”，作为稿子，寄奉给《博览群书》吧！
不过，这里要附带说明：如果按照新的题目，文章应讲的内容很多。我的这篇稿子内容不多，水平也很浅，不过，我既然讲了，那么尽量地保存当时的内容发表，如果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还有一点，我恳求常大林先生同时发表先生给我寄来的大翰。这样使读者容易了解当天的气氛，也可以理解我想说而没有说的心思，常先生所说的话，也就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
我的拙稿原来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中华街的构思——从日中文化交流史来看的一个考察》。这是我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大会厅举行的关于中华街构思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现在，我把常大林先生的大翰也复印一并寄上。对于杂志上如何安排，完全委托编辑部。对于拙文的分章、小题目也希望编辑部加工。
拙文如下：
亲爱的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能在这里发言，觉得光荣。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中文来讲。
我要讲的是文化的问题，但，也许牵涉到热门、敏感的问题，如果引起大家不愉快，这首先要请大家原谅。
日本文化的底层有中国文化
中日关系，现在有这样那样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想：这现象下面有根底、有底层。而这底层是一贯不变的，我们需要留意这个底层。
这底层就是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根源、源泉在于中国。
记得四十年以前，我到过北京，去八达岭观光。那个时候，外国游客比较稀罕，我们被一群小孩子包围了，把我们叫“老外”，要我们签字。于是，我们在他们的日记本上签了字。他们可就惊讶地叫起来，说：“哦！这个老外写中国字！”
他们的惊讶引起我的惊讶。我写的不是中国字，是汉字！真是少见多怪！可是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还是孩子们说得对！我们的所谓汉字是中国字，是从中国传来的。
我们把中国来的文字叫作汉字，文章叫作汉文，汉文的内容是中国古典，因此当作学问，学科叫作汉学，专门读汉学的老师叫汉学者或儒者。
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是老早开始的
日中两国的交流是很早很早开始的，在太古时期，日本列岛跟大陆联结在一起，所以我猜想，几十万年以前，在北京郊区周口店生活的北京人可能到过日本列岛。这不过是一种猜想，没有根据，但，也没有根据否定这个猜想。
历史上能考证的交流，就中国来说，起于东汉时期。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就是今天的日本）派使者来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对使者授与金印。这个史实，《后汉书•东夷传》有记载。对于倭国和倭奴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根据《后汉书》，那是公元５７年的事。
这块金印，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到了江户时代，在福冈博多湾口的小岛——志贺岛的农田里，偶然地出现。当地的农民挖水沟时，在一块石板下面发现了这个金色发亮的小东西，但弄不清是什么。
消息马上传到了福冈城里。福冈城是属于黑田藩的首要城市，当时日本分封为二百几十个藩，黑田藩是其中之一。（藩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江户时代，是德川氏统率全国，上边还有天皇）
黑田藩的一位汉学家，在藩塾担任教授的龟井南溟听说后，马上写信给农民，表示愿意收购此物。农民没有知识，所以犹豫不定，是卖好，还是不卖好。这位龟井先生心里着急，再次写信，把收购价钱涨了十倍，这就让农民明白了：这个小东西是很宝贵的，干脆就不卖了。
黑田藩主知道了此事，就要了它。农民奉献给领主，领主赏白银五枚给农民，现在这个实物在福冈市美术馆供展览。
中国历史上有关日本的记载中，《后汉书》的记载是能够确定年代的最早的记载。
我今天带来了这个金印的仿造品，请大家看看。
福冈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地点。
现在福冈市要设立中华街，这个构思是有历史意义的。
两种文化混合存在的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的底层是中国文化。但它是跟日本文化混合存在的、融合的。
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字叫汉字。日本文化里面还有独特的字母，一种是“平假名”（ひらがな），又一种是“片假名”（かたかな），这些都是从中国书法的草书和楷书演变过来的，现在写文章时我们主要用平假名之间夹杂汉字。日本平安时代（相当于唐朝时代）平假名的文章特别发达。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是专门用片假名写的。江户时代鼓吹日本文化，读《源氏物语》也流行过。但是汉文的权威性没有衰退。藩学（即每个藩设立的书院）和一般人士的私塾里，四书五经当课本认真读。日本文化里面的道德观、生死观都是依靠这里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
文字和语言是传达的工具，但是它本身有概念，因此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概念，即道德观、生死观，那么它就成为指向人生目的的老师了。
这样，孔夫子、孟夫子当了老师。他们的思想成为日本思想的一部分。日本文化的一种倾向是崇拜憧憬中国文化。
不过这样就难免发生偏差，即发生、蔓延一种对老师的依赖心理。甚至不光是文化上、在现实上也当作老师了。学生依赖于老师、期待于老师还可以；如果学生认为老师不能满足于学生对老师的期待、要求，学生可就要埋怨老师了。我想这就是目前日本所谓“嫌中感”的来源，也是本质。姑且不提学生的期待和埋怨对不对。我个人对目前的所谓“政冷经热”虽然担心，但又不太担心。
已经有些学者分析日本文化的特色，说“甘（あま）元の文化”即撒娇气的过度依赖对方的文化。
日本文化尊重对方，是讲客气的。这个客气，就是我对对方客气以后就要求对方也要对我客气，有点像中国文化中的尊重面子。
江户时代有位学者叫山崎闇斋，他开私塾培养人材。
有一天他对学生发问：如果孔夫子、孟夫子当将军，率军队旗鼓镗镗地开进来，你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难住了学生，学生都哑口无言。山崎闇斋说：我们应该起来抵抗！
这个故事很深刻地说明过去日本文化一边倒向中国文化，也说明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底层，也可以说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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