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
作者：邓 鹏
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64年和1965年，由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失败的经济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根据有关知青的文献纪录，“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有将近130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老知青占全国1962至1979年下乡知青总数(1776万)的7％以上。
四川省达县地区政府部门根据大巴山区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特殊条件，创办了人民公社社办林、茶、牧场(以下简称社办场)这一全国独一无二的安置知识青年的形式。社办场属大队一级编制，公社选派大队一级干部担任场长、政治指导员，下设生产队长，另外包括本地场员若干名，辅导知青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1964～1965年间，达县地区的达县、大竹、邻水、宣汉、平昌、通江、南江、万源和巴中九个县共建立了四百八十余个社办林、茶、牧场，安置重庆知青一万四千余人。规模较大的社办场有六七十名重庆知青，小的也有一二十名。虽然不同县区的社办场的条件各异，长远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但最初的目标统统是自己动手、解决吃穿问题。绝大多数社办场通过两年的刀耕火种，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实现了粮食自给。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达县地区的社办场。 1967至1968年间，随着“文革”政治闹剧的展开，国家经济进入瘫痪状态，社办场大部分知青人心浮动，纷纷回流重庆，社办场难以为继，终于在1969年全部解散，大部分重庆老知青就地插队落户。七十年代，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老知青逐渐离开农村到城市工矿就业。“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后，一些老知青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车。但也有少数人至今扎根大巴山区。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四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知青文学曾经独领风骚，涌现出以梁晓声、贾平凹、老鬼和叶辛为代表的知青作家，有关知识青年的研究也相当可观，形成了以刘小萌、定宜庄、邓贤、杨志军和杨健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惟独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这个群体格外安静，有关老知青的研究非常有限。在有关知青的文字里，“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成为“老知青”，以有别于七十年代下乡的“新三届”。当年被政治歧视边缘化的真正的老知青如今再次在文学和学术研究中被边缘化，甚至落到被遗忘、被抹煞的地步，成为一个独特的弱势群体。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禁想问：老知青们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当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群体?他们的青春、他们当年的追求、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抗争就没有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段充满希望而又悲怆的历史上，老知青竟然没有一席之地?
今天，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成为既往，英雄时代、领袖政治已经成为历史的陈列。中国正迅速地进入后工业时代，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体创造着大众文化，人们通过媒体跟一个浮躁的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媒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出一个又一个璀璨的明星，这些炙手可热的明星的成就、挫折、快乐、烦恼甚至琐碎的家事隐私满足了芸芸众生永无餍足的心理需求。当代的中国人既不向往崇高，又不甘于平凡。在社会和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有谁关心弱者?又有谁回首那苍凉的过去?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弱势群体之所以不幸，完全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过失。社会进步就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扶助弱者，不仅于社会无益，而且最终也拯救不了这些人。在利益至上、金钱至上的时代，无私奉献、自我牺牲更是不合时宜，因为那如若不是履行虚妄的圣贤教诲，就多半是神志错乱的表现。
“文革”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偏偏具备以上两种属性。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里的株连传统和跟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统论，这批人从小被打人社会的另册。从醒事的那天起，他们头上的天空就笼罩着一片不祥的乌云。他们承受了父辈的苦难，一再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政治歧视。这些在学校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在人生最富于幻想、最憧憬未来的时候被阶级路线蛮横地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接受教育、选择职业和迁居的权利，被政治歧视推到社会的边缘。“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伙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周邦宪：《在严寒的日子里》)。
然而这些遭到不公待遇的青少年偏偏又有一种献身精神，向往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一群革命的弃儿，他们偏偏接受了正在迅速蜕变的革命里残存的激情和理想。作为一个中国社会边缘的群落，老知青们是一群殉道者和执着的寻梦人，他们乐观、积极、向上、执著地追求、真诚地向往。在名落孙山的打击之后，他们纷纷“拼凑起支离破碎的心情，去学校报名兑现‘一颗红心’的豪壮诺言。”(卢晓蓉：《咏雪四题：雪崩》)为了国家的需要和民族的大义，他们毅然告别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城市，奔赴穷乡僻壤，用自己的牺牲和虔诚来换取社会的承认。
社办场是重庆老知青的社会大学。在社办场，老知青第一次自食其力，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老知青们不仅学会了开荒种地，而且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和人生，认识人间的真情和虚伪。社办场的条件非常艰苦，饥饿和劳累考验着每个老知青的意志，理想和友谊支撑着这群稚嫩的少男少女，使他们能够在贫乏的物质环境中发掘出生命的绚烂，欣赏大自然的慷慨赐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社办场普遍存在着一种乌托邦的气氛，老知青们自己建立了阅览室，成立了政治学习小组；田间地头常常飞扬着他们欢快的歌声；风雪交加的冬夜，他们围着火坑探讨着生活的各种课题。许多社办场的老知青还在附近的生产队开办了夜校，向当地农民传授文化知识；他们在农闲时间编排文艺节目，给偏僻的山村送去歌舞和欢笑。
对于老知青，农村的经历是他们人生的重要一课。他们从此开始体验真正的人生和社会的复杂。平心而论，学校既给他们传授了许多真知，也给他们灌输了几分蒙昧。“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开始了老知青思想上的启蒙。当社办场逐渐解体、曾经洋溢着欢歌笑语的“乌托邦”归于“树倒猢狲散”的惨淡结局时，他们惊愕地发现：青春的梦想竟然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战天斗地”的壮举其实沿袭了古老的刀耕火种，造就的是后患无穷的水土流失；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县区，农民其实并不欢迎跟他们争夺土地和口粮的知识青年；在家乡重庆，他们是一个被迅速遗忘的群体，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奋斗和牺牲。许多老知青开始怀疑绝对权威，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一部分老知青甚至不顾社会的鄙弃和伙伴的反对设法将户口办回城市。尽管真正成功者为数甚少，这样的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实在是一种创举。
人性的觉醒使老知青更清楚地认识到极左集权主义对人心的曲扭，明白了世情的冷暖。宣汉县的老知青周邦宪在回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那所学校时写道：“这样一些在悲惨世界竭力挣扎的小人物，他们本该在不幸中相互怜悯，相互同情，以减缓一些他们精神上的重压。但出人意料的是，每逢‘大是大非’，他们中的一些人狠毒的程度却能胜过常人”(周邦宪：《在严寒的日子里》)。事实上，“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农村给老知青提供了思维和言论的空间。在偏僻的山乡，他们可以如饥似渴地传阅“禁书”，可以毫无顾忌地收听“敌台”广播；偶尔三五知青聚在一起，可以畅所欲言地指点江山、粪土王侯，而不必担心谁会去生产队长那里告密邀功。于是，在中国社会一片肃杀之气、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年代，老知青居然成为极左政治下一个率先实现新启蒙的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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