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在国家利益之上
作者：张桂华
一
1941年9月，海森伯往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这是两位科学家之间的一次重要会面。
重要不仅在于玻尔和海森伯，尽管这已足够重要，玻尔和海森伯，再加上爱因斯坦，差不多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重要也不仅在于特定的时空，尽管这也足够特别，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两年，玻尔的丹麦和海森伯的德国“正陷入生死决战两方面”(玻尔语)，地点是已被德国占领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但更重要的，是两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立场，而重中之重，是两人对其时刚起步的研制原子能军事利用的认识和态度。他们是人中之杰、科学精英，是公众景仰的榜样和楷模，他们将如何对待事业和友谊、祖国和战争?他们的理智、道德和精神境界将引领他们作出怎样的选择?
二
纳粹德国对已征服欧洲国家，坦克大炮之后，继之以“文化怀柔”，在占领国设立“德国文化研究所”，一方面宣传其侵略政策和德意志文化，另一方面引诱各国文化学术界人士与其“合作”。为此，战时德国不时派出“文化大使”，去参加或举办当地的文化学术活动。能代表德国文化学术的头面人物，海森伯自然是最佳人选。最佳不仅在学术地位，还在于他的立场，海森伯赞同或至少认同德国的侵略战争政策。德国自战争起始，即组织力量研制原子核能的军事利用，海森伯即参与其中，这也是海森伯战时的主要工作并持续战争的始终。
作为被占领国公民，玻尔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自然与海森伯完全不同，他与海森伯，既是侵略被侵略之差，同时也是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丹麦被占领后，玻尔仍坚持留下，苦苦维持着他的研究所。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研究所”离玻尔研究所不远，“德国文化研究所”每举行活动都给玻尔送来请柬，但玻尔从不去参加。在玻尔看来，参加侵略者的活动无异于迎合和投降。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9月，海森伯应哥本哈根“德国文化研究所”之邀，来此发表学术演讲，魏茨泽克与其同行。魏是海森伯学生、同事和亲密的朋友，也是玻尔熟识的科学家。海森伯在“德国文化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玻尔没去。海森伯当即向听众表示，他为玻尔没有在场而感到“遗憾”。玻尔听说后让人传话，请海森伯到自己的研究所来。于是，海森伯来到了这个他昔日曾在此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据说在午餐桌上海森伯夸夸其谈，说什么战争是生物学上的必要，又当众宣称德国必将在全世界获胜，为时不会太远。海森伯意犹未尽，希望和玻尔两人单独交谈。玻尔几经考虑，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却又是一次人言言殊的会面。记述这次会面的文章著作无数，却多有歧异，莫衷一是，且不说对谈话内容，就连两人会面的确切地点和时日都不一致。其他人如此表现还不奇怪，可就连玻尔和海森伯本人都有不同的记忆。可以肯定的只是，这次谈话是不愉快的，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从此，他们的友谊再没有恢复，即便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亦如此。
这次会面，究竟谈了什么呢?
两人是单独会面，没有其他人在场，而两人当时都没有书面记述，事后也不曾公开讲过。1947年，海森伯又回到哥本哈根，试图与玻尔一起重建有关那次会面的共同基础，可惜未取得成功，用海森伯的话说：“我们终于觉得最好不要再去打搅过去的精灵”(见《哥本哈根》后记)。直到战后十多年，海森伯才公开回顾了那次会面，玻尔则从未正面谈过，但玻尔对海森伯的回忆却是不同意的。
玻尔没有公开反驳海森伯，他直接给海森伯写信。玻尔的信写了，而且不止一封，可这些信始终没有寄出。玻尔去世后这些信收藏在玻尔文献馆内。玻尔写了信却不寄出，自然有他的考虑。可在玻尔去世后，这些信和文件仍未公布，玻尔家属宣布，这些信要在玻尔逝世五十年后公布。
这就留下了一个悬案，不由人不从各方面去推断、揣测和猜想，也就成了二战后科学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为此出版的书刊无数，众说纷纭，议论杂多，整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最后，连局外的剧作家也参与进来，创作了一部话剧《哥本哈根》。毫无疑问，对这次会面的众说纷纭，成为剧本产生的基础，自然，也为其提供了想象的广阔空间。
三
峰回路转，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2001年9月，玻尔家属宣布提前10年公开玻尔文件，2002年2月6日，所有玻尔记述那次会面的11个文件全部在玻尔官方网站(http：／／www．nbi．dk)上予以公布。
这一决定与《哥本哈根》直接相关，按照玻尔文献馆的说法，那次会面，“最近不仅成为史学家而且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主题，这一兴趣更特别被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所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所刺激。”因此，玻尔家属决定“完整地公布这些材料，以避免对其内容的进一步误解”。
11个文件的第一个是那封早有传闻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玻尔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1956年，德国记者、作家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出版了《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书中基于对海森伯的采访，赞扬了德国人在原子弹问题上表现出的科学道德和政治远见，为避免原子弹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在战时有意延缓并最终阻止了德国的研制进程。容克的书出版以后，海森伯给了容克一个备忘录，其中谈到他1941年去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的情况。1957年，《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丹麦译本出版，首次刊出了海森伯备忘录的节选。玻尔给海森伯写信，就是读了这本书、特别是海森伯备忘录后的即时反应。这封信的草稿，在玻尔去世几年后才被发现，夹在属于他个人藏书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57年丹麦版中。
信虽未寄出，玻尔却未放弃此事，仍以他一贯严谨审慎的作风反复考虑斟酌，仍在一次次试图重写，这一写就写了五年之久，直到他逝世的1962年。可临到未了，他所写的信仍然一封也不曾寄出!
对于这次提前十年的“解密”，人们期盼过度了，因为，玻尔文件并未超出已往争论意见无论正反两方面的限度，并未提供独得之秘的确凿证据，若想据此对那次会面的争论做一个终结性的结论，仍是不可能。
仅从魏茨泽克的评价即可明白这一点，魏茨泽克是海森伯当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同行者，他在这些文件公布的第二天即对记者说：“玻尔在记忆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四
有一种偏袒海森伯的意见认为，从过去的材料和这次公布的文件来看，玻尔没有将海森伯的公开表态与私下朋友间的谈话区别开来。海森伯作为文化大使，在公开场合必得站在官方立场上，而在与玻尔私下会面时，则有着不同的个人态度。海森伯出于对玻尔的尊重和友谊，希望在这非常时期能够帮助玻尔。他劝玻尔放弃抵制德国的态度，乃至指出德国的战胜前景等等，只是为了说服玻尔“合作”，以免受到德方的迫害。这可以看成是海森伯“劝降”，也可以看成海森伯出于好心的私下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