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书生本色
作者：王纪潮
乌云蔽日凶。
法曹讨公道，
光明存心中。
这是家永三郎(1913-2002)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高津环于1974年7月16日宣布家永三郎控告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上违宪一案败诉后不久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吟的汉诗，用以表达他对“高津审判”的愤怒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事实也正是这样，1997年8月29日，东京高等法院最终认定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新日本史》中“草莽队”[草莽队是幕末维新时期，由志士、浪人等组成的准军事力量，有远州报国队、居之队、长州诸队、花山队等，最有名的是相乐总三(1839-1868)的赤报队。明治元年(1868)相乐总三组织人马为官军前锋，以减租为号召。后政局已定，遂被认为是“伪官军”遭到镇压，相乐也被处死。这段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让明治政府有点难堪]、“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妇女暴行”、“七三一部队”这四个问题上违宪，这等于是宣布家永三郎32年来，经过 3次提诉，10次判决，以一己之力挑战国家权力的诉讼案部分的胜诉，此时的家永三郎已是85岁的老人了。
家永三郎是日本筑波大学(前东京教育大学)的历史教授，研究日本绘画和文化史方面的权威。在日本，他是个家喻户晓、令人钦佩的人物，这倒不是因其学术水准为人景仰，而是因那场他控告日本文部省违宪的艰难诉讼。比较而言，中国读者对家永三郎虽然也不陌生(商务印书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套日本丛书，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就收录其中)，但知道这场“民告官”案子原委的人相对不多。近年由于日本右翼在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问题上一再美化侵略，以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仅从民间舆论看，日本人的形象几乎完全负面，就在国人一片激昂的反日和诅咒日本人的情绪中，我们对家永三郎却始终怀有敬意，因为以他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懈地反对日本政府美化侵略战争的行经，但是有关家永三郎本人的具体情况国内介绍不多，《家永三郎自传》一书的出版(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使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就想知道其为何如此，又何以能够如此。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曾说，以“耻感文化”为特征的日本人都十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会根据别人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他们所受的忠诚教育使其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举动，也没有坦白认罪的习惯。(《菊与刀》，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153-155页)尽管今天有学者不同意本氏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义，但我们只要对照战后日本主流社会在侵略战争罪行上缺乏深刻的反省，就能感觉本氏的说法大体上准确，它在逻辑上能够解释日本的主流社会缘何对战争罪行缺乏反省精神，因为“耻感文化”易导致共谋犯罪。日本当代颇有盛名的哲学家中村雄二郎指出，耻感“使得日本社会中容易形成一种情绪性的共同性，在有些问题上能够非常有效率地给社会整体定向。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卷进共同犯罪的关系之中，因此导致责任非常不明确的情况。”(《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06页)可在家永三郎数十年来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事件上，无论是从日本的文化特征，还是家永三郎的个人经历，我们都很难看见“耻感文化”对他有什么影响，这是文化传统与个人价值发生冲突中的典型现象。那么支持家永三郎挑战日本主流社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这种挑战也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并不清楚，对关心中日关系和文化变异的人来说，从《家永三郎自传》或许可以找到线索。
家永三郎1913年出生于名古屋一个军人的家庭，家永说他的父亲对社会主义怀有敌意但又不是一个日本至上主义者，他对后者尤其感到庆幸。(《家永三郎自传》，第11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军人的地位开始膨胀。一般来说，军人家庭的子女容易受到战争的鼓舞，家永三郎的父亲却没有给他这样的鼓励。1929年家永三郎买了池崎忠孝的《美国不值得可怕》一书来读，父亲却将自己欣赏的一篇书评剪下来给家永三郎读。该书评对美国的经济实力评价很高，并指出即使日本对美作战有小胜，占领了关岛或者菲律宾，也不过是草菅别人儿子的性命而已。父亲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怕他染上好战主义的情绪。不过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父亲仍然认为战败投降不可取，父亲的这种思想矛盾，使他“痛感言论控制是以何等巨大的力量左右着国民的思想这一事实。”(同上)可以说在家永三郎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正是这篇书评和他目睹被军国主义教育洗脑之后的父亲在思想上的摇摆，确立了他后来的政治立场。
1937年家永三郎从东京大学国史专业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没有参加侵略战争。尽管如此，他对自己没有能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教育而有罪恶感。家永三郎在自传的中文版前言中说：“我每每懊悔，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未能阻止这场不义莽撞的战争，也未能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可以说，我对这场战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不使自己再度懊悔，我遂以法庭为基本阵地，通过广泛地评论社会问题，来阐述和宣传自己的信念。”从中不难看出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问题上违宪，除了有法理上的正义感之外，更大程度上源自他的负罪感，在耻感文化的日本，这是非常罕见的个人品质。
从文化上看，罪感和耻感的本质区别是在对待国家罪行问题上，前者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后者却因强烈的国民意识而承认天皇制度的积极性，以“大家都如此，所以这样做应该没有错”(《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第109页)为借口逃责。家永三郎恰恰是主张在战争罪行上每个日本人都不可逃脱。1985年，在二战四十周年时，他特别指出一般国民(指当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日本人，包括知识文化人、媒体工作者、宗教界人士、民间自然团体和人为组织、妇女与儿童、日本共产党和一般大众)的战争责任，认为他们至少在道义上应该对战争负有连带责任，甚至是“不知道战争的世代”的日本人也同样负有战争责任。他说：“出生于战后与战争毫无关联中成长起来的纯战后一代人，完全不会有责任的问题，这是按常识进行的思维……如果说战后一代人不继承战前一代人的遗产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话，就理所当然也要继承战前一代人遗留下的责任。”(《战争责任》，日本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311页。引自田中正俊：《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版，第150页)同样是在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著名演说《荒野的四十年》中也说：“不问有罪无罪，不问年老年幼，我们的全体都必须承受过去。全体都与过去相连，都对过去负有责任。”对照之下，家永三郎的价值取向超越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本尼迪克特所称的西方文化中的罪感特征完全一样。这不禁使人思考家永三郎超越日本传统文化之约束的原因究竟何在。
家永三郎自己说，他从幼年到中学一直被灌输“国体观念”，所谓的“国体”就是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正统的天皇制国民道德对于我依然保持着极大的权威，我是天皇制的忠实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拥护天皇制而想成为历史学家的。”(第41页)就是这样一个想成为天皇制维护者的学者，却最终站出来对以天皇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无情的谴责，甚至不惜耗费半生的精力把批准美化侵略战争教科书的日本文部省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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