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从抒情冲动到经验秩序

作者:横 槊




  周易的诗集《凭空生长》由四卷组成,依次为“曾经陨石如雨”、“金色蜜蜂”、“风的孩子”、“吹笛子的人”。虽然这种排序方式未必严格依据写作时间的先后次序,但可以肯定,作者的用意在于借此展示其创作取向和诗歌理念的嬗变过程。这一嬗变的意义其实并不仅限于作者个人,而是具有广泛的审美共通性。先看看卷一,“曾经陨石如雨”:
  今夜我坐在雨水里
  我坐在雨水和不朽的泪水里
  我坐在回忆和苦难中
  情人的苦难,今天和昨天的苦难
  我的骨头背向黑暗和流水
  发出一声碎心的、惊马般的长鸣
  ——《今夜我坐在雨水里》
  
  一时间悲喜交集、爱恨交集
  我突然放声痛哭
  不屈的姐妹站在高高的山岗上
  骨肉的姐妹,一脸彩云和雨水
  遥指冰冷的家园
  ——《大喜大悲之后》
  
  火的旗帜,旗帜上的火焰
  一千杯浓稠的血浆不能完成那庄严的献礼
  一千种赤诚——
  
  那就让我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祭品吧!
  这个世纪的祭坛
  需要众多的牺牲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火之旗》
  
  作者生于1961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可以想象,他在从事诗歌创作之初,必然曾经受到朦胧诗群体的巨大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朦胧诗的主要特征并不是“朦胧”,而是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抒情冲动。收入“曾经陨石如雨”的诗歌无疑也分享了这一特征。但抒情冲动更多地是属于“诗人”而非“诗”之本体,诗的本体魅力归根结底来自一种脱去一切矫饰、直指人心的力量。从卷二“金色蜜蜂”开始,作者以“稚拙”的手法探索诗之本体,这一探索绝非“凭空”,而是直接有意识地“误读”和“改写”前辈大师们的作品——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与焦虑》一书中所指出的,对经典作品的“误读”与“改写”几乎是每一位后来的诗人抢占审美制高点的必由之路。
  夜半时候,阴雨天气。北方的小镇,曲里拐弯的巷子。店铺和人家已经熄灯,四周一片黑暗,空无一人。青石的路面,忽高忽低。我嘴上叼着一根烟卷,悠闲地散步。
  如果遇上打劫的,我该怎么办?心里发怵,我不由地加快了步子。“嘿,兄弟!”忽然传来一声喊,嗡声嗡气的。一个高而粗壮的黑影,像铁塔一般的压过来。我应该叫喊求救,或者拔腿便跑,但奇怪的是,那一刻我好像生出了“勇敢的心”,竟然迎上前去。
  ——那人要向我借火。
  我把打火机递过去,他打着了。当他的脸靠近火苗时,我又一阵惊恐:那是一张毛烘烘的、野性十足的脸,棱角分明;右颊上有一道明亮的刀疤,从颧骨延伸到嘴角。我还注意到,他的左手有三根指头只剩下了半截。
  这个暴徒,该马上下手了!我暗暗地想,越想越害怕。
  结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把打火机还给我时,甚至还捎带了一句“谢谢”。
  我继续散步,走出十几步远,回过头,想看看那人是否已经离开,却听见了一个声音:那个人正在低声地抽泣……
  ——《借火的人》
  上文容易使人联想起帕斯的散文诗《蓝眼睛》,两者的情境确实非常相似,但不可否认,作者进行了成功的改写,保留了悬疑色彩,但消解了荒诞。此外如《白色鸟,白色的浆果》之于亨利·米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谋杀》、《鞑靼人与哈里发》之于博尔赫斯,《诗人叶芝》之于叶芝,都可谓脐带未剪而自具新声。当然,这样的作品只能代表诗人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它们无从彰显诗人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性,顶多呈现了一个静态的、作为观照者的主体,和“曾经陨石如雨”中的奔放恣肆的抒情气质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卷三“风的孩子”恰恰是对卷一和卷二的综合。一方面,卷一过于主观性的抒情冲动有所减弱,客观性的意象大大加强了,在词汇的层面上就是形容词锐减、名词(尤其是指称具体事物的名词)锐增;另一方面,卷二的“误读”与“改写’’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作者本人的气势笼罩全篇,真正做到了“旧瓶装新酒”。
  老虎!老虎!——我这样大呼小叫
  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
  在亚热带,在丛林中的某一片空地
  我将与你邂逅,与你凌厉的目光温柔地对视
  
  老虎!老虎!山中没有告别之宴
  斑斓褪去了,力量在尘埃里消耗殆尽
  远处有什么东西在燃烧:那不是你的骨头
  你是一张纸,被恶人的手指轻轻捅破
  
  六月是狗的日子;狗日的黑夜
  掩护七月的硕鼠爬进家门
  八月之初穴中之蚁群起出动,笑傲阁楼
  老虎老虎,你浪得“王中王”的虚名
  
  老虎!老虎!为何当我孤独的时候
  又想起你这山中猛兽?
  ——《老虎!老虎!》
  这首诗显然脱胎于布莱克的《老虎》,但作者引入“硕鼠”和“穴中之蚁”的意象,从而具备了锐利的现实感。又如《风的孩子》一诗的最后一节:
  窗户与眼睛,铜钟与耳朵,人与蝉
  在高树上谛听,在广场上谛听
  吹吧,风的孩子,从边缘地带向人口众多的
   中心城市
  风的孩子!司秋之神已降临
  吹吧,以你无孔不入的精神
  ——我的心啊,我的花儿啊,长久地暴露在外
  风的孩子走得很远,她们走得更远
  不难看出此诗与里尔克的《秋日》之间存在隐秘的精神联系,但作者将里尔克的喁喁低语一变而为昂首嘶鸣,尤其是那句“从边缘地带向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可谓一语破的。
  但在这一卷里,作者依附既定象征体系的地方还嫌多了一些,诸如这样的诗句:“太平洋上方的七颗星辰/像家园苦难的影子,像忏悔者心灵的影子”(《太平洋上方的七颗星辰》);“我看见河畔草青青。我看见/众多的灵魂被日子蒸发/只剩下一串简单的符号/飘浮在水面上,像黑色的蝌蚪”(《无霜的冬晨》);“今夜纯洁的荷花/端坐于宁静的池塘/荷花荷花,所有拥有这名字的女儿/今夜重新做一回新娘”(《南风》)——它们美则美矣,却并无“陌生化”的审美冲击力,因其本质上游离于作者真实的个体经验之外。
  这一缺憾在卷四“吹笛子的人”中得以弥补,作者令人欣慰地回到了鲜活的、不可替代的个体经验,通过诗歌形式的力量建构经验秩序。
  我的父亲
  把一张网撒向河面
  
  我的父亲瘦削而黑
  像生锈的铁
  
  我提着竹筐,在岸边
  拣父亲扔上来的鱼
  
  我看着鱼们不住地挣扎
  死亡,然后被风吹干
  ——《父亲与网》
  
  老祖父出门看天
  老祖母无意间跌进陈年琐事
  口中默念着:槐花,槐花——
  那时节,黄金的光泽大片地剥落
  ——《槐花》
  
  农历逢单的日子我吹箫
  逢双的日子吹笛子
  月落时吹箫,日出时吹笛子
  许多念头就这样过去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的内心
  充满无限的怀恋与忧伤
  ——《笛子与箫》
  这些诗歌所建构的经验秩序,显然源自对往昔家园生活的记忆。作者终于由此获得了某种近乎永恒的秩序感:
  比鄂尔多斯更远的
  是水草和格萨尔王的眼睛
  比格萨尔王的眼睛更远的
  是无从收拾的羊圈
  ——《鄂尔多斯》
  (《凭空生长》,周易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8月版,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