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
作者：徐庆全
臧克家致周扬倍
周扬同志：
最近期间，听到您几次讲话，真挚、热情、思想解放，使我受益较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追随您的领导，赞成国防文学，并加入文艺家协会，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我今年已经74岁，由于在干校受到锻炼，身体较前太好，努力写作，今年将出版五六本书。学到老，写到老。
前几天听乔木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文艺界加强团结，并希望随时汇报情况。现在，我向您说一些我了解到的情况：
(1)“争鸣”是百花齐放的要求，但也有人把“争鸣”搞得有点像“争名”了，一言之差，意义天渊。姚雪垠同志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在去年12月号“诗刊”上为文批了徐迟同志，文中漏洞极多，甚至把闻一多先生的诗句说成我的，加以“雕琢”的指责，态度高傲，盛气凌人，不在讨论问题，而在训人，打击人，徐迟同志看了十分生气，读者也大抱不平!他又在今年一月号“上海文学”上大批我的诗集“忆向阳”(我曾奉寄您一本)，不谈内容，专事人身攻击，政治侮[诬]蔑，说我“为四人帮涂脂抹粉”，用心不良，令人气愤。中央正号召团结，有人竟为了个人争名目的，横扫一切，唯我独尊，如此发展下去，不利于文艺事业，非搞得四分五裂不可。姚雪垠同志与我相交卅年，他的作品，我不满意，一再苦心规劝，竟惹的他以此报复。请您注意到这一点。冯至同志对此也甚为不平。
(2)过去不少同志，横遭压害，被划成“右派”，而今得到平反、改正，万众欢腾，同行都高兴。这些同志中也有些人，满腹牢骚，对过去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同志，心怀不满，弄得纷纷芸芸……
(2)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可以成为“流派”，这是自然现象，但“流派”不要搞成“宗派”，不是说现在已有此事实了，请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文艺界关系复杂，对文艺见解不尽相同，各有友朋，各有同好，搞不好的话，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文艺发表[展]，不利于团结一心，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以上三点想法，从观察中得来，从亲身感受得来，您对人对事诚挚热情，又是我的老领导，故敢陈情，供您参考。不对处，请您指出、批评。
本想访您谈谈，听说您极忙，故以函简代晤面。
我一切极好，愿为文艺事业尽个人一份力量。
握手!
克家上
79．2．14日
住：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
电话：557607
您如能抽出时间约你[我]去您处谈一小时，当然更感激了。我自己是有错误的，我也被迫写了“批邓”的文章，在“诗刊”会上作了检讨，“诗刊”编辑部公开发表了声明，承担了全部责任(许多同志均被迫写了文章)，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但对“四人帮”的痛恨、怒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护与热爱，是明确的，坚决的。这一点，组织上，朋友们都清楚。
又及
我的这封信，只供您参考，希望不外传，免得惹出更大的纠纷。
《忆向阳》出版与引起争论的背景
臧克家于2004年走完了99年的人生历程。权威媒体罗列了他一生出版的诗集目录，却独把《忆向阳》诗集给舍掉了。概因该诗集是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七干校”为背景写的。
一个人历史的书写，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臧克家《忆向阳》的创作也是紧密结合时代的产物。从研究臧克家的创作来说，舍掉这一部分，无疑使其创作历程有了一个空缺；而从大的历史来说，舍掉这一部分，也使人们在追述“文革”后文坛回春历程中失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要求各行各业向军队学习，办既能学习，又能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校。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此信精神。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得知该经验后，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五七干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
也就是在这一风潮中，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建立了自己的干校，六千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等来到这里，成了革命的改造对象。
在这里“战斗”了——借用当年流行的词汇——3年的臧克家，留下了这部《忆向阳》诗作。
臧克家心中的向阳湖
近年来，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些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开始进入干校时的心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这些文化名人们开始把去干校当成了“避难所”。但不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干校就成为另一块迫害文化人的狰狞之地。
也有例外。有研究认为，某些文人在干校“解放”较早，劳动轻微，政治气氛较北京安全，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臧克家可为代表。(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第24卷第2期)
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05页)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
“依依恋恋”、“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后，臧克家仍然沉浸在这种感受中不能自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所以，臧克家“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这样“酝酿、积蓄了二年的情愫”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拿起笔来写了《忆向阳》组诗中的第一首，到1975年4月8日，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写出五十多首。
诗言志，而其志也应让诗友分享。臧克家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将完成的诗篇分送给友人。其中，看得最多的大概是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姚雪垠了。
臧克家却没有预料到，这些诗竟然让他与姚雪垠三十多年的友谊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