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天职宁容袖手观
作者：李雪涛
1919年一次大战之后，当时柏林大学校长要求全德国大学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以反对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表示抗议。雅斯贝尔斯对当时德国学者对此所普遍持有的“战败者的倒霉”和“德国人民的耻辱”的看法极为反感，认为大学不应当被卷入国家政治的漩涡之中去，指出德国大学应当是“一所西方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雅斯贝斯哲学自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标页码)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德国大学的“起源是在欧洲的中世纪，而不是在区域国家时期，这种区域国家只是接管了我们……没有比之此刻更需去维护一个人类的社团的超国家的地位了。”(第58页)基于以上的理解，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像其他民族主义的教授一样在文件上签字。在谈到从马克斯·韦伯那里所继承的政治思想时他写道：“世界的境况把一种责任置于一个民族的身上，这个民族通过它的政府已变为世界强国，它不能逃避这种责任。后代子孙也将继续负有这种责任……我们的任务和机会就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精神，个人生活的自由和多样性，西方的伟大传统。”(第66-67页)很明显，雅斯贝尔斯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对欧洲精神的认同，他认为，真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有责任秉承欧洲理性的传统。自公元800年，罗马教宗给查理大帝加冕称帝之后，查理就变成为了古罗马世界帝国的皇帝和基督教的保护人，而德意志民族便背负起了欧洲罗马帝国的传统，自觉地承负了基督教普世的伟大理想。到了近代，随着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取得的超尘拔俗的功绩，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知识分子大都认为德意志所传承的就是西方精神。这样一个德意志传统所强调的信念曾经支撑着德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将自己看作是人类的盗火者，将传承欧洲传统看作是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希特勒上台之后，雅斯贝尔斯又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成为了问题，他在询问自己做一个德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德国人，做一个德国人是自然的、毫无疑问的，它是指语言、环境、历史遗产，是我从幼年起便参与的心智方面的传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权利本身，任务在于使权力为道德—政治的观念服务。”(第77页)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一直固守着韦伯对他的教诲，这种权力意志是“使精神和道德的生存得以实现的意志，这种精神和道德的生存凭借权力来坚持阵地，但同时把权力置于自己的管束之下。”(第68页)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从来不会像1933年在德国领土上的大多数人那样为了权力而出卖德国人的灵魂。”(第77页)也就是说，纳粹极权下的大多数德国人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帝国的权力意志，不惜任何代价地出卖着自己的灵魂，而这样的帝国却是极具欺骗性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对德意志的理解，雅斯贝尔斯认为无论是俾斯麦在1848年潮流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小德意志，还是所谓的第二帝国，在精神上都是具有迷惑性的。政治的德国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德国，一个假象而已。俾斯麦在1862年9月30日的演讲充分暴露了其反欧洲文明传统的嘴脸：“德意志所关注的，，并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权力……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能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表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所在——而是要用铁和血。”(Otto Bismarck in seinen Briefen，Reden,Erinnemngen,Mtinchen，Leipzig 1919,S．153)因此，雅斯贝尔斯认为，德国的政治面貌仅仅是德意志概念内涵中的一个方面，并且是“其中不幸的一面，是从一个灾祸到另一个灾祸的历史”。(第78页)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德国——它具有数千年完全不同的、极丰富的东西……‘德国人’只是被德国语言和在这种语言中展示出来的精神生活所集合在一起的，以及凭借这种语言使自身得以传达的宗教和道德的现实……‘德国人’生活在伟大的精神王国之中，从事精神上的创造和战斗，它不需要称自己为德国的，它没有德国的意向也没有德国的骄傲，它在世界范围内传达着的事物与观念中过着精神生活。”(第78-79页)也就是说，在俾斯麦统一后的领土上以及在世界各地的以统一体的民族形式存在的德国人的观念实际上是其次的，真正的德意志应当是“在世界范围内传达着的事物与观念中过着精神生活”。
在四十年代初期布克哈特(Burckhardt)写道，他认为明确告诉瑞士人他们是德国人，这是他的使命。对此雅斯贝尔斯也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个德国理解成为“有数千年之久的、完整的、伟大的、精神—政治的德国”的话，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他写道：“布克哈特讲的话今天不再有谁懂得其中的含义了。”(第79页)可见，他时刻担忧欧洲精神的丧失。
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格特鲁德是犹太人，在纳粹时期成为了专制的对象。相依为命的妻子竟被自己的祖国出卖，这是雅斯贝尔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尽管格特鲁德是犹太人，但她却是出生在德国、受到德国人文教育的“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因此雅斯贝尔斯对“什么是德国人?谁是德国人?”提出了疑义：“1933年，我的妻子由于是一个德国犹太人而被德国所叛卖，当她拒绝了她爱得或许比我更深的德国时，为了使她重新肯定德国，我明确而骄傲地回答说：就把我看作是德国。”(第77页)与雅斯贝尔斯的学生、他们夫妇的好朋友汉娜·阿伦特以及其他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相类似的是，在文化传统认同上格特鲁德也认为自己是同化了的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她的确很少就其犹太身份进行过认真地思考。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1952-)在他的新著《海德格尔的弟子》一书中在论及德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认同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优点的观念等于承认放弃传统的犹太人身份。实际上，就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说，许多犹太人变得比德国人更像德国人。”(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对爱德国比雅斯贝尔斯更深切的格特鲁德来讲，德国实际上是她唯一的祖国，她害怕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德意志对她的拒绝而使她受到的心灵创伤，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灾难性的。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的第二年，雅斯贝尔斯的父亲——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正直的德国人——在给儿子的信中称：“我的孩子，我们失去了祖国。”老雅斯贝尔斯所要表达的是，德意志从欧洲文明中所继承的“自由”、“理性”、“民主”等精神，在独裁的纳粹党上台后都将荡然无存。那些承载着欧洲文明的德国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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