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文学·民族·世界
作者：佚名
今年3月6日，由日本《群像》杂志主办，莫言先生和用日语写作的美国犹大裔作家李比英雄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场以文学为主题的对话(本刊曾在今年第2期的“东亚视野”栏目中介绍李比英雄先生的经历与文学成就)。今年7月号的《群像》杂志发表了这次对话的日文文本。本刊经由莫言先生和李比英雄先生授权，并承蒙《群像》杂志允许，独家发表其中译文本。译者是留学于北京大学的日本学者小园晃司先生。在此向慨然提供日文文本的《群像》杂志副主编须藤寿惠先生深表感谢，同时也感谢国际关系学院的姜楠女士为本文翻译所作的贡献。
编者
李比英雄(以下简称李)：我早年接触中国作品比较少，以阅读鲁迅的文章为主。因此，可以说那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几近无知。此后，虽曾多次来到中国，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体验的小说、纪行报告，但是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了解还是十分浅薄的。
来到中国后，最先吸引我的，是北京古老的胡同和地方城市的甬路。但是，此后一段时期我发现，中国到处都在施工，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仿佛置身于建筑工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很多高楼大厦建起来了，一些胡同、甬路被拆毁了，人们的生活和心理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我思考如何将这些所见、所闻写入自己作品的时候，莫言先生的作品跃入了我的视野。
那时，我是《朝日新闻》的书评委员。当我读到您的小说集《幸福时光》(或《师傅越来越幽默》)时，对其中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的描写感到非常震撼。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很吸引我，例如“大锅饭”牌自行车等。
此后，我又阅读了《红高粱》等作品，由此得知您是一位以描写农村题材著称的作家。从这些作品中，我还领略到您与写城市题材时完全不同的写作手法，同时发现了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一巨大的文学地理的存在。我认为，对于您的作品，不能仅凭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的认识去理解，而是应当从历史、现实、未来三方面综合解读。这是因为，其中不仅有中国现当代的事物，还包含历史的内容，与古代有所联系，也有对未来的关照。
莫言(以下简称莫)：您通过英文和日文译本阅读了我的作品，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机会读到您的文章，所以对您的小说可能谈不上什么理解。但是，通过阅读许金龙先生在中国杂志《博览群书》上发表的介绍您的文章，我对您还是有了一点儿初步了解。
您是一位在日本进行文学创作的美国作家，曾经多次来到中国，并将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自己的作品，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我对您和您的作品都很感兴趣。
我认为，在您的十八次中国之行中，蕴含着一种文化寻根现象。这一现象在—亡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当时十分流行“寻根文学”。
您来到中国河南寻访祖先遗迹的行为，既是一种对种族／民族根源的寻觅，也是一种对人类文化源流的探求。
李：由于个人的人生经历，我对民族这一概念一直存有疑问。例如，开封的古犹太人，他们从西方世界出发，背负着蕴含西方文化根源的故事／传说，来到中国，作为中国人生活了一千年。他们的姓氏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根据我的调查，李比就出自于中国姓氏的“李”姓。
我之所以不断将中国写入自己的作品，是因为我与中国的一段渊源。从五岁到十岁，我一直住在台湾的台中市。那时，听过一些国民党人说的北京话。虽然那不是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小孩于是分不清母语和外语的，所以听起来就和母语一样，印象特别深刻。因此，1993年当我第一次来北京再次听到北京话时，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的那样，休眠的童年记忆苏醒过来，打破了大人和孩子的界限，时间的概念被消解了。这就是我有关中国的最初体验。
我认为，您的小说是可以用感觉来解读的文学。换句话说，对您的作品，与其用理论来分析，不如凭感觉来理解更为直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从您的作品中最先感受到的，是文学最原始的力量，或文学本身的魅力。
莫：文学评论家们最初写评论时，也是从个人直观的阅读感触出发的。但是，当文学批评系统化后，在偏重理论批评的同时，感觉的、个性的部分便被渐渐忽略，越来越薄弱了。
李：事实上，在日本确实有很多优秀的评论。因此，我并不是否定理论本身。只是认为，理论是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而获得的。
莫：中国的文学批评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清朝时期，曾有过“点评式”批评，即在阅读文章时，将自己感兴趣或认为出彩的地方用笔圈点出来，然后将感想和评语标注在文本的空白处。这种凭借读者的个人感觉进行批评的做法，是最原始的、最本质的方法。
例如，在阅读《三国演义》中的某一段时，在小说正文的空白处批上一句“这里写得很出色”等。但是，后来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写下阅读感想，而是试图进一步论证自己的感觉并将其体系化。在这一论证和体系化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渐渐远离了文本，其感受性、感觉也慢慢丧失了。
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刚刚踏入文坛不久，在日本，中上健次老前辈曾在一本名为《重奏》的大众杂志上，进行过打分式的文艺时评。就像老师给学生批阅作文一样，给作家的作品也打上分数。可谓真正的评阅、批评。这一举动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引起很大轰动。那时，我好像只得了四十二分，大江健三郎得了九十二分。(笑)这种形式的评论在日本批评界可谓“前无古人”了。
读了关于莫言先生的小说讲解后，我发现，您一踏入文坛，就被贴上“乡土作家”——以我个人理解，也可称为“农村作家”——的标签。看了这些讲解文章，我在感到可笑的同时，不禁联想起日本一种新闻报道式的评论。事实上，您的《师傅越来越幽默》、《酒国》等作品，都是以虚构的都市为背景进行描写的。此后，又阅读了一些您的相关评论和采访，我越发感到，您时常是在与这些毫无责任感的、贴标签式评论的对抗中进行文学创作的。这种贴标签式的评论，虽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是我依然觉得您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创作，实在是很不容易。
虽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推测，但是我认为，当莫言先生踏入中国当代文坛，推出《红高梁》等作品时，很多的读者应该会有相似的疑惑和惊奇——该如何对这样的作品进行分类呢?
比如《红高梁》，写的是三四代前的故事，可以算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也可以作为现代小说来解读。此外，《丰乳肥臀》更是一部充满现代气息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现代小说。我认为，在您的作品中，存在着破坏传统文本、分类的要素。这也是今天我最想探讨的话题，即“莫言文学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属于现代世界文学吗?”
今年，我的一篇关于9•11事件的小说获得了日本的文学奖，因而有很多用日语来谈论美国的机会。但是，每晚当我回到位于新宿的寓所时，都会考虑有关您的问题。原本指向荚国的想象，一下子都调转方向，跑到山东高密去了。(笑)在这期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世界文学中定位莫言文学。而这次，我并不是以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作家，带着这些一直困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