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畏友”的故事
作者：丹 晨
文洁若说：“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怎样做人。’”这些话强调了巴金对萧乾一生的重要性。
萧乾总结了他与巴金友谊的三个重要层面，即挚友、益友、畏友。前二者比较好理解，文洁若的书中也有较详细的描述。如萧乾最早是在巴金的启示、鼓励、影响下，有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以至后来终于走上一条他认为正确、健康的人生和文学之路。当他处于人生的低谷，被社会遗弃的时候，只有巴金一如既往地热诚相待，使他懂得在任何境遇下都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巴金始终对萧乾抱有热切的期待和很高的评价，希望他把“才华和文采”贡献出来。萧乾觉得巴金几十年来一直推动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这些真挚美好的友情，充溢在萧乾过去的有关文章和文洁若的这本书中。至于畏友之说，他们也有所涉及，但我想在这里作些补充，因为这在今天的文坛实在是太难得了。
萧乾第一次婚变，巴金“看不惯”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萧乾的感情生活问题。萧乾一生有过四次婚姻，情况各有不同，文洁若书中都有记述和评点：也说到巴金对萧乾第一次婚变的批评。巴金说：“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对一个朋友的私生活肯这样直言不讳，这样鲜明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文坛这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对巴金来说，他不是矫情，也不是说教。他是真诚的。他对恋爱婚姻历来主张，既要有感情，又要负责任。当巴金的另一位朋友杨苡在生活中碰到不顺心的时候，他也劝她：结了婚，“算是负上了责任”；“系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上，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改进自己。”而且，巴金更主张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改造社会的事业上。他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是这样的，对自己的写作也是这样的。他一生觉得自己身内充满着激情，像有一根鞭子在驱使着自己，为人类和民族的进步献身。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所以萧乾说他是医治他的心灵的医生，视为“益友”、“畏友”。但是当时萧乾却听不进去，任性而为，白白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文洁若说他早年写出《梦之谷》时的艺术灵感因此都失去了，被艺术女神抛弃了。由此比较巴金与萧乾两个人的性情、心灵不同处，导致了后来的不同。萧乾晚年，对于当年这段婚变，一直歉疚在心。这也正是文洁若书中特意把萧乾写的《心债》两字作为主题的用意。
巴金要萧乾“器量大些”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萧乾被打成右派时的遭遇。文洁若对此语焉不详。1979年，我和唐达成曾去看望萧乾，那时他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间陋室。达成和他是老友老同事，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但他一样非常随意亲和，像是接待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一样。谈到当年反右派，他漫不经心地说：“我对所有批判过我的人，都不会计较，但对叶君健，我是决不会原谅他的。”达成是过来人，知道此事的原委。我在反右时还是北大学生，是从当时的文艺报上读到有关此事的报道的，虽然时隔二十多年，仍留有深刻印象。果然，不久之后，萧乾在香港杂志《开卷》1980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猫案真相》，叙述此事的本来面目。巴金看到后，从此到1985年间，在长达五六年时间内，至少有六次在信中规劝萧乾，不要纠缠此事，不要再提叶君健。但是萧乾在这时期给巴金写了许多信，但对此事却没有什么反应，直到1985年9月的信中，才勉强回答说：“器量问题我一定注意就是了。”显然他是有所保留的，但他尊重巴金，还是不再提说此事了。
当然，萧乾所以如此，是有他的原因的。1957年反右派时，曾对萧乾连续召开批斗大会，批判发言多属辱骂和人身攻击。有一次，叶君健以一个战时也在英国的当事人、知情人的身份发言，揭发萧乾如何向一个英国女人谄媚，像她豢养的一只猫似的匍匐在她的脚下。这个绘声绘色的发言无异于扔了一颗重磅炸弹，使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一下子从政治批判转成对萧乾人格的鄙视和唾弃，进而达到对萧乾批判的“大获全胜”。叶君健的“批判”是否系主持人事先的安排，则不得而知。但这对萧乾确有极大的杀伤力，即那时流行的说法：把他搞臭了。难怪萧乾对此耿耿于怀，一旦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是非把此事说个明白加以澄清不可的。但巴金又为什么几次三番叫他不要再提此事呢?
其实巴金是非常同情萧乾曾经受过许多委屈和苦难的，但是，他主张对人要宽容，要器量大些，心胸开阔些(包括对亏待过自己的人)。他以自己为例：“文革”时，老友赵家璧经不起造反派的逼迫，胡编了许多不实之词，说巴金有许多反对毛泽东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以此来整巴金，使巴金吃了许多苦头。“文革”后，巴金从不对别人提此事；在编《巴金全集》书信卷时，把涉及赵家璧、叶君健等的名字都隐去。但这次在文洁若的书里，有关巴、萧来往书信中，却都明白地保留下来了。其次，巴金历来认为萧乾有才华和文采，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过去因为政治原因，浪费了二十多年的宝贵时光，现在更要拥紧时机，不要为这些旧事分散精力和时间。第三，他对当时政治环境颇有看法，曾引用别人的话来告诫萧乾：“拿棍子的人还有”，“要冷静些”，“你还得有更大的成就，还需要埋头，小心地写下去”。这些肺腑之言，金玉良言，可见巴金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之心。所以萧乾对叶君健问题在感情上不一定能够释然，但还是听从了巴金的劝告。
巴金说：“……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曹禺的《雷雨》的发表问题。前几年对这件文坛公案聚讼纷纭，颇有歧异。还是上面讲的1979年我和唐达成访见萧乾那次，萧乾也讲到此事，而且有点绘声绘色的渲染，说：“曹禺写了《雷雨》剧本，给靳以，靳以压着不发。有一天，巴金从编辑部办公桌的底下抽屉里发现，已是布满了灰尘，后来看了以后，决定马上发表。”萧乾讲这段话时对章靳以的不满表情，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晰。(据萧乾文章中说，他在“文革”下放干校时，在稻田里，也曾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说过这件文坛掌故)正是这种情绪，在他后来写有关巴金文章时，也都统统表露了出来。这就引起巴金极大的不满，在信中多次严词批评和告诫萧乾：“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者怎样看我呢?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他希望萧乾在文章中，“写出事实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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